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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节行高一世 后来谁与子争先
————我市王安石学术思想研讨会摘录(下)

发布时间:2018-11-28 09:53 来源: 抚州日报
  

意境空灵 禅意山水

——论王安石晚期诗歌创作内容及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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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晚年退隐江宁,罢相后学佛参禅,诗歌创作在内容和风格上较前期有了很大变化。王安石早年的文学观强调文学的实用功能,文学思想也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前期诗文大多关注社会现实和政治问题,多以政治诗为主,体现出直陈己见,简洁峻切的风格。王安石晚年的诗歌创作更注重精神世界的情感抒发,诗风和前期迥异。

首先,王安石晚年诗歌,题材内容上多以描写湖光山色、田园风光的景物诗为主,更注重艺术的锤炼;晚年诗风趋于清雅婉和、闲淡空灵。在一定程度上受禅宗体悟影响,有时往往以禅趣入诗,用禅意体悟景物,营造出清幽空寂和物我相融的意境。王安石自幼受禅宗熏陶,故乡江西聚集多处禅宗圣地,早年常与僧郊游,一生结交高僧众多。晚年隐居钟山,耽佛习禅为晚年生活的主要内容。宋代禅风盛行,有诗僧通儒,借儒谈禅。特别是“文字禅”的兴起,禅宗由过去的“不立文字”改为“不离文字”,对宋诗也影响较大。

王安石晚年诗歌内容和艺术风格主要表现为:一、意境空灵,闲淡清丽。诗作多描绘幽静清新的田园风物。诗歌内容大多充满着清风明月、碧水青山、树绿花香的景致,意境淡雅,空灵闲适。二、含蓄深婉,沉郁平和。晚期诗歌,多有寓悲壮沉郁于闲适清新的风格,含蓄深婉。王安石早年诗作炼字奇崛,刚健瘦劲的诗境追求,到晚年却趋于平常随意,深沉温婉。晚年的王安石失落的心灵,借助山川万物来寻求闲淡之情,往往含蓄抒怀。三、精丽工巧,意深韵远。王安石晚年的诗歌创作在技巧上更为纯熟,诗律精严,构思巧妙。注重语言的锤炼,讲究用字新奇,对仗精工。(如《江上》《岁晚》《北城》《南浦》等)

其次,王安石晚年诗歌创作除山水田园诗外,也有不少直接涉及佛理与禅义内容的诗,还有部分诗歌是直接以诗说禅。

江宁十年,王安石做了大量的禅诗,诗歌辨理精深。晚年的五百多首诗中,涉及佛理、言及禅趣的就有一百多首,一些禅宗僧传、灯录、佛典禅语等在诗中大量使用,直接表达禅旨和观省。这类诗即事言佛,不假雕饰,通俗质朴。(如《拟寒山拾得二十首》《读维摩诘经有感》等。)王安石晚年禅诗以抒发自甘淡泊、山情野趣的诗居多。这些诗并不直接说禅悟理,以禅趣入诗。(如《钟山即事》《定林所居》等。)

总之,王安石晚年退隐十年间,其诗歌创作较前期诗歌更具较高的艺术性,对宋代诗坛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江琼

王安石晚年心境与诗境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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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除了在北宋政坛上叱咤风云外,他在文学领域内也有很高的成就,尤其是晚年退隐钟山之后,整体的风格和心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由原来的针砭时弊,描述社会现实转变为后期的寄情山水,借物言志。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在中国古诗中有何独特的魅力,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晚期诗风诗境的变化

王安石早期诗歌主要描述社会现实、针砭时弊,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表达自己的远大理想抱负。如“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依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天地白日昏,路旁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河北民》)诗中揭露了朝廷对老百姓的欺压和对外的屈辱,表达了对灾民的深切同情。“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鞅》)表达了他对商鞅的敬仰之情和自己坚定变法的决心。

但是在晚年经历了政治动荡以及亲人的相继离世后,王安石的心境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隐居钟山使他的生活慢慢趋于平静淡泊,诗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咏物写景的抒情诗为主,再加上王安石晚年对佛理有了很深的研究,所以晚期诗作具有非常独特的禅意。“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书湖阴先生壁》)表达了王安石退居田园的闲适心情;“身如泡沫亦如风,刀割香涂共一空。”(《读维摩经有感》)表达了人生如梦幻泡影的思想。许多人对王安石晚年诗作有极高的赞誉,认为这些山水禅诗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比如叶梦得在《石林诗话》里说道:“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谴,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黄庭坚说:“荆公暮年做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逢咏之,便觉沆瀣生齿间。”

二、作品风格剧变的原因

王安石晚年诗歌里,情感思想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从针砭时弊的政治诗向借景抒情、咏物言志诗的转变;从古诗、乐府等长篇诗体向律诗、绝句的转变;从反映客观世界的纪实性诗歌向展现自我精神世界的抒情性诗歌的转变;从雄直劲峭诗风向恬淡诗风的转变。对于这种转变,一般认为是因为政治上的失意,王安石晚年两次被罢相,变法被迫停止,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造成了他心境上的剧烈变化,从而引起作品风格的变化。而在辞官回乡之后,远离了官场的纷扰,隐居在山水田园间,心境慢慢趋于平静。

王安石第一次辞相离开了朝廷政治中心,但他的抱负还没有完全施展开来,变法还没有成功,所以那时他是渴望重回官场获得重用的,《古松》一诗中用“廊庙乏材应见取,世无良匠勿相侵”表达了重视人才的意味,借用古松的奋发向上隐喻自己的内心志向。还有“一径森然四座凉,残阴馀韵去何长。人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材老更刚。曾与蒿藜同雨露,终随松柏到冰霜。烦君惜取根株在,欲乞伶伦学凤凰。”(《与舍弟华藏院忞君亭咏竹》)等作品都表达了王安石渴望一展抱负,获得朝廷重用的志向。而在熙宁七年四月,新法的推行遭到了严重的阻碍,王安石又在《杂咏》中说道:“投老安能长忍垢,会当归此濯寒泉”“勋业无成照水羞,黄尘入眼见山愁”等,都直接鲜明地表现出王安石激愤难消的苦闷心情。当时变法受到保守派的重重阻挠,王安石不得不迫于形势辞官归乡。这一次罢相虽然让王安石无限的失意,甚至退隐江宁,但却并未完全打击他想要继续变法重回朝廷的决心。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收到了复相的任命又重新振作起来,然而当他迫切地返回京城后,却发现对于复杂混乱的官场已经无力周旋了。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再次辞相。这次辞相彻底摧毁了王安石的政治抱负,他在《偶成二首》中用“渐老偏谙世上情,已知吾事独难行”“高论颇随衰俗之,壮怀难值故人倾”“怀抱难开醉易醒,晓歌悲壮动秋城”等诗句形象地表达了英雄末路的悲凉和内心抱负不被人所理解的感伤。

但这仅仅只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晚年对佛学的研究造成的,特别是元丰六年冬,王安石生了一场大病,使得他由“以佛济儒”的心态转变成向佛教求解脱。再加上王安石的情感和心理上都受到了巨大的打击,造成了他晚年思想及诗风的转变。王安石晚年作品以咏物写景的抒情诗为主,在山水田园间感悟自然和生活,字里行间透露着恬淡闲适之意,诗境细腻,另外在字句的用法上注重押韵对仗,一字一句都很精妙。

饶媛兰

王安石在文学困境中的转向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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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是一个内外交困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时代。王安石的思想学术和文章诗歌俱是时代创新精神的集中展现。王安石诗歌自成一体,世称“荆公体”或“半山体”,散文亦位列后世所称“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学成就历来备受学界的关注和肯定。近年来,王安石文学研究趋于深入,研究者特别关注其文学经验的细节,以及细节中所表达的在文学困境中突破与转型的意味。

王安石敏感地体察到其时代所面临的文学困境,他略带调侃但十分准确地概括道:“世间好言语,都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言语,都被乐天道尽”。那么,宋代的诗歌应如何走出一条与唐诗不同的创作道路?吉川幸次郎提出宋诗的特点在于“重视叙述、好谈义理、关注日常”,这是不同于“唐音”审美范式与体性特质的“宋调”,王安石的诗歌即为这样一种宋诗精神和格调的形成提供了创作的经验基础。他所提倡的对“杜诗”的学习,在宋代诗学的理论发展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向,为宋调的形成确定了转型的路向。

欧阳修以“气盛言宜”的韩愈作为诗歌师法对象,而王安石特别提出学习杜诗句法,是诗学的一种突破和审美风格的转变,为其后江西诗派总结、凝练江西诗法夯实了基础。江西师范大学的李舜臣教授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王荆公学杜论——以“健”为中心的考察》细致分析了宋诗这种“瘦硬”风格的形成以及对炼字炼意的重视,正是王安石通过学杜而开创的。

严羽的《沧浪诗话》将“王荆公体”与“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等并列,确认了王安石诗歌在本朝的典范作用。而在诸散文大家中,王安石在宋人的接受心态上是比较微妙的。宋室南渡之后,“荆公新学”被普遍视为应该对北宋之殇承担历史责任,但在南宋复杂的政治文化环境中,王安石作为文学典范的地位仍然逐渐得到了确认。

今年新发表的裴云龙博士的文章《在否定语境中走向经典——王安石散文经典化历程及文化内涵(1127——1279年)》提出,王安石散文的经典化是基于“王安石文章中与理学思想相通的学术属性”,认为“在理学话语体系中,王安石由于学术思想的缺陷而导致政治实践失败的警示价值也更为突出”。这个观点很有见地,但仍然不足以说明王安石散文经典化过程在本朝文学选择中的倾向和意义。欧阳修倡导“简而有法”的为文主张,着意于文章法度上寻求古文革新的路径,在这个方面,王安石的创作经验提供了别具参考意义的示范。“唐宋八大家”的并称始于明代,从为举子业而设的文章典范,到被清代方苞等肯定,“学治古文者,先得其津梁”,古文家们均标举学习诸散文大家规矩法度之路径。因此,如果比较在1127年前后的文化环境转变中,时人对王安石散文“道”与“法”的评价,还应当有许多有意思的细节值得关注。

涂育珍

两部基础文献:王安石研究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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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王安石的研究,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仅《王安石研究论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收录的论著标目就有405页之多,我们今天想要把王安石研究向前推进,实现王安石研究的再出发,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南京大学程千帆先生强调古典文学研究要坚持两条腿走路,即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因此,笔者认为,下面介绍的两部与王安石有关的最新基础文献,是我们进行王安石研究的基点与起点。

第一,《王安石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十册。本书是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出版,其主编是宋代文学学会前任会长、复旦大学著名学者王水照教授。在《全集》出版之前,我们对王安石的著作最为熟悉的是《周礼新义》《临川集》《唐百家诗选》这三种。《全集》名称虽为“全集”,但其实是王安石全部著作的汇总,“大致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排”,前八册包括经部6种、史部1种、子部2种、集部2种,涉及《易经》《诗经》《尚书》《礼记》《周礼》《老子》《庄子》《楞严经》等经典,第九册作为“外编”,收录王安石之子王雱的著作,第十册为“附录”,“这在编纂史和出版史上是第一次”。《全集》是十几位专家学者辑佚整理的最新成果,是我们了解王安石的第一手资料,其品质完全值得我们信赖。

第二,《王安石年谱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六册。本书是中华书局2018年出版,其作者是对王安石素有研究且新见迭出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成国先生。《长编》是研究王安石生平事迹的最新成果,纠正了以前的很多误解,补足解释了许多不解。对照《长编》,我们可以看到,清人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错漏之处在60%以上。又如王安石的生辰,作者引用了大量的史料,通过考辨证明,“北宋赐宰相生辰礼物,应于生日前一日”,从而得出了王安石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十一月十三日的最新结论,即王安石出生于公元1021年12月19日,而非现在通行的12月18日。此为的论,现在的流行说法(包括百度上的很多信息)急需更正。作者还发现、运用了一些新材料,如南宋《景定建康志》、2009年南京将军山出土的《王益墓志》和《王安仁墓志》、宁波新发现的《宋故汪君庄氏墓志铭》等,这些新材料的发现与使用,解决了一些以前悬而未决的问题,丰富了对王安石的了解。此外,作者从明朝万历年间《新修南昌府志》发现了王安石的佚作《许旌阳祠记》,这是与我们江西有关的新史料,也是了解王安石晚年思想的重要材料。总之,《长编》中新的发现、新的结论所在多有,值得我们认真披览。

赵军伟

王安石佛禅思想研究动态分析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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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以王安石佛禅研究论文为研究对象,首先从发表年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从1980年——2016年间,研究呈波动上升的趋势;从数量上看,关于王安石研究的论文含“佛禅”字样为标题的,“中国知网”仅收录21篇,是属小众的研究;从研究者及研究机构来看,江西研究者与研究单位所占比重还有上升的空间,应提高论文发表的持续度与研究主题的集中度。关于王安石研究的基金项目数量还有待提升。

其次对王安石佛禅思想为专题的论文,从研究内容上进行了分类:其一是从佛禅经历与创作思维方面进行研究,如万伟成《禅与诗:王安石晚年的生活寄托与创作思维》(1996年《江西社会科学》)等;其二是对王安石晚年禅学作品特点进行分析,如邵维加《王安石禅意三味论》(2001年《抚州师专学报》)等;其三是禅宗经历与作品特点分析,如韩国东国大学中文系朴永焕《王安石禅诗研究》(2002年《佛学研究》)等。此外,对王安石与禅学思想做专题研究的还有徐文明先生的专著《王安石与禅》。

最后对王安石与佛禅关系研究方法试做探讨,以服务于地方文化传承传播与王安石人本主义研究为目的提出两种设想:其一,从文学、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对王安石的佛禅著作进行统计分类,以年谱为纲,以相关史料为补充,建立一个从时间、地点、人物关系等多角度全方位组合分析的研究资料系统,重点结合其生平事迹、时代背景等梳理出其与各地区之间的关系,为地方文化做研究基础。其二,从人本主义研究的角度,以年谱与文集为材料,对王安石的禅学思想尤其是人格特征、价值观念做深入研究,并由此来反观其变法思想来源、人格特质的成因及价值需求与自我实现的特点,为构建社会公序良俗、加强人格修养、弘扬民族传统、促进德育工作服务。

李旭

王安石的书法艺术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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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是北宋时期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同时也是书法家。其书法师法魏晋书家,并以师古出新的书法实践,在北宋“尚意”书坛崛起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书学渊源

王安石的书学渊源,黄庭坚认为是学东晋时期的王濛,而出于绳墨之外,有魏晋时期书法风格;近学五代的杨凝式得古人法度。米芾称元丰六年(1083),曾去钟山拜访荆公,说荆公书学杨凝式。荆公赞赏说,无人知道他学杨,然后作书,神似杨凝式书风。李之仪在《姑溪题跋》说:“黄鲁直(庭坚)尝言,学颜鲁公者,……独荆公书得其骨,君谟(蔡襄)书得其肉,君谟喜书多学,意尝规摹,而荆公则固未尝学也,然其运笔如插两翼,凌轹于霜空鵰鶚之后。”

《临川文学史》记载:荆公自临川负箧来游,朝夕与子野赏奇析疑。后安石为相,杜去见他,荆公问子野有何求,子野指要壁间颜真卿所书《东方朔画像赞碑》拓本,安石以像赞与金帛相赠,而子野只收下像赞,余均退回。《东方朔画像赞碑》是颜真卿46岁出任平原太守时所书的大字楷书作品,王安石藏此拓本,想必是临习所用。此外,王安石在看到友人吴长文刚得到颜真卿残缺碑刻时,赞叹颜真卿书法“但疑技巧有天得,不必强勉方通神”。可见颜真卿书法对王安石影响之深。王安石的“不必强勉方通神”书法思想与苏轼的“无意于佳”的书法理论都强调书写的任意性。

二、书法风格

目前,王安石书法作品仅存真迹《楞严经旨要卷》和《过从帖》,拓本《与著作明府书》和《与颖叔书》,其他有天柱山金谷流泉、石牛古洞摩崖石刻等。《楞严经旨要卷》全称《宋王安石书楞严经旨要卷》,此卷布局上既无字距,也无行距,从头到尾,淡墨而书,浑然一体。结字横画较长,重心上移,撇捺开张,上下揖让,横笔逸出,孤撇出挑,自有一种简率萧散之趣。卷后有南宋牟献之,元代王蒙,明代项元汴、乐卿题跋。经元代陈惟寅,明代项元汴、曹溶、安岐等藏家鉴藏。此卷也是罢相之后的王安石以书悟禅、引禅入书的禅味书法的具体表现。

《过从帖》亦称《奉见帖》,《墨缘汇观》《石渠宝笈续编》都有著录。此帖用笔沉稳有力,笔笔尽味,节奏缓慢,没有丝毫“忙”字可言。重心落于右下方,稳中有势,斜正相依,松而不散。清吴其贞《书画记》评曰:“王荆公《奉见帖》,书法强健。”

《与著作明府书》和《与颖叔书》二帖收录于《停云馆帖》卷五,前者用笔瘦劲凝练,结字长纵有势;后者一气呵成,用笔纯任自然,结体顺意而为,得高雅之气。

王安石尤喜题壁书法,可惜题壁书法虽便于观看,却难以长久保存下来。但在《王临川文集》中保存了如《书湖阴先生壁二首》等多篇题壁书法的诗作内容。题壁书法具有公开展示的特性,对书写者的才气、书法的质量都有较高的要求,因此,题壁书法也是王安石书法一大特征。
从历代书家对其书法评价看,如宋苏轼评说:“王荆公书,得无法之法。然不可学,学之则无法。”他认为王安石书法得自然之法,摆脱了各种技法对书写的障碍,达到了信手为由的审美境界。宋黄庭坚评说:“不著绳尺,而有魏晋间风气。”突出王安石书无定法、率意而为的书法风格。南宋的张邦基也倾向于苏轼的评论,认为“王荆公书,清劲峭拔,飘飘不凡,世谓之横风疾雨。”宋代理学家曾丰在《跋王荆公帖后》则说:“荆公手笔,外着顦顇之形,中涵嫖姚之气,頠乎乔松之耸壑,挺乎修竹之敧风,颓乎疏梅之横水也。态度不同,同归于清,所谓瘦硬通神所几是耶?”突出王安石书法外形枯瘦,内涵劲疾之气的特征。元黄溍云:“荆公书风神闲逸,韵度清美。”明陶宗仪《书史会要》评价:“荆公用笔法美而不妖娆,瘦而不枯瘁。”秦观《论书帖》云:“惟王荆公书有故人气,而不甚端遒。”秦氏大致认为王安石不与时人为伍,这恰是王安石书法鲜明的艺术特点。

三、书史影响

王安石书法在北宋时期影响较大。米芾说:“文公安石作相,士俗皆学其体”,并以亲见其书而自喜,说明王安石书法对当时学书者的影响之大。宋代书法家黄庭坚和朱熹的父亲朱松等都学过他的书法。

江西诗派开山之祖黄庭坚一生都对王安石书法钟爱有佳。他曾模拟王安石书法,达到乱真的程度;并言自己得王安石笔法。李之仪评说:“鲁直晚喜荆公行笔,其得意处往往不能真赝。”此外,我们从黄庭坚的《松风阁诗帖》《赠张大同卷》等行书作品的单字结体、整篇布局等特征与王安石《楞严经旨要卷》都有较深的相似度。王安石书法对黄庭坚书体的影响可见一斑。

北宋末年理学家、教育家朱松更是王安石书法的忠实粉丝。朱熹在《题荆公帖》说:“先君子自少好学荆公书,家藏遗墨数纸,其伪作者率能辨之。先友邓公志宏尝论之,以其学道于河雒,学文于元祐,而学书于荆舒,为不可晓者。”又言“熹家有先君子手书荆公此数诗。今观此卷,乃知其为临写本也。恐后数十年,未必有能辨者,略识于此。”朱熹睹物思人写了两个题跋说明两件关键的事情,一是说明其父朱松不仅酷爱收藏王安石书法,而且学习临摹王安石书法达到很高的水准。朱熹耳濡墨染受其父影响,使得他对王安石书法熟悉到能够辨别真假的程度。二是说明南宋时期王安石书法作品存世很少。尽管当时熙宁变法遭到废止,其墨迹遭到严重破坏,但王安石的变革思想及其个性鲜明的书法实践,对当时正处在纤弱求变的书坛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方亚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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