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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对当代戏曲创作的启示
李 伟

发布时间:2017-07-12 09:27 来源: 抚州日报
  

汤显祖是中国文学史最璀璨的巨星之一,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与莎士比亚并肩而立的东方戏剧巨匠。他的《临川四梦》在中国戏剧史上冠绝一时,其中又以《牡丹亭》为常演不衰之经典。我以为,《牡丹亭》的特出之处,在于它高度精粹的思想性与流光溢彩的文学性,故而吸引了众多的作曲家如钮少雅、叶堂辈宁愿“以曲就文”,专门为《牡丹亭》谱曲订律。而汤显祖的曲文亦激发了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如臧懋循、冯梦龙等)的舞台搬演热情,使《牡丹亭》成为昆曲舞台的经典。中国戏剧史家叶长海教授曾经精辟地指出,汤显祖的作品“历来盛演不衰”,“首先由于他的剧本的深刻思想性和艺术感染力”。

思想第一位,形式技巧第二位

关于《临川四梦》的思想性早已是汤学家们反复探讨过的话题。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南柯梦》《邯郸梦》通过淳于棼、卢生荣辱兴衰的一生,写尽了封建官场的尔虞我诈、贪污腐化的种种丑行,具有强烈的批评性。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不以抨击官场权奸为满足,他的犀利笔锋还指向了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这样对王道的质疑和否定,是历来戏曲作品中所罕见的。最后作者把救赎之道归于佛与道,是他梦醒后无路可走的精神寄托,实际上也是对现实的否定,依然有着明显的进步意义。明代戏曲理论家王骥德对“后二梦”评价极高,认为“前无作者,后鲜来哲,二百年来,一人而已”,绝不是过誉之词。

至于“以梦写爱情”的“前二梦”中,《紫钗记》中相爱的男女主人公在黄衫客的帮助下历经曲折终于团圆,反映了汤显祖早期对侠义精神的崇敬。《牡丹亭》则要丰富、复杂得多,因此也是“四梦”中最具有阐释的难度和魅力的。杜丽娘一梦而亡后又死而复生,并与梦中情人柳梦梅幸福结合,集中体现了汤显祖在《题词》中所说的“情至”思想。然而,汤显祖的“情至”思想,既是杜丽娘对美好爱情的强烈追求、对意志自由的强烈渴望,也是汤显祖救世匡弊、“变化天下”的痛苦而曲折的表达。

关于汤显祖作品的文学性也不是新鲜话题。王骥德认为汤显祖的语言达到了他所认为的最高境界:“于本色一家,亦惟是奉常(汤显祖)一人——其才情在浅深、浓淡、雅俗之间,为独得三昧。余则修绮而非垛则陈,尚质而非腐则俚矣。”王思任对汤显祖人物塑造的能力相当欣赏:“其款置数人,笑者真笑,笑即有声;啼者真啼,啼即有泪;叹者真叹,叹即有气。杜丽娘之妖也,柳梦梅之痴也,老夫人之软也,杜安抚之古执也,陈最良之雾也,春香之贼牢也,无不从筋节窍髄,以探其七情生动之微也。”

不过,这里有一点需要重提和厘清的是,一直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汤显祖的语言太雅,不适合场上搬演。清代李渔就从“填词之设,专为登场”的需要出发,认为一切令人费解的曲文都不是绝妙好词。听起来也不无道理。但从曲文唱词要符合人物身份及所处情境的要求来看,【步步娇】【皂罗袍】【山桃红】等曲不是正好符合一个贵族少女彼时彼刻那种微妙、蕴藉、缱绻的心思吗?今天看来,舞台演出中恰恰是这两折的唱段最美听、身段最优美,最能代表昆曲的柔媚婀娜之美。这不能不说是汤显祖的文辞激发了表演艺术家的想像力和表现力所致,是文学成就对舞台创作的贡献。

那么,汤显祖戏剧创作的思想性和文学性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临川四梦》主要是汤显祖在遂昌为官期间和弃官之后陆续创作出来的。那时的汤显祖经历了宦海沉浮的历练,思想非常成熟,他需要寻找一种容量更大、接受面更广的艺术形式来表达自己对人生与社会的思考。在《牡丹亭》的创作中,他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经验:“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摸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总之,思想内容是第一位的,是创作的驱动力,是诱因,形式技巧是第二位的,是可以为了表现前者的需要而进行选择并不断探索和丰富的。

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各种新思想

汤显祖在思想性和文学性上取得的成就应该说已有公论。这里需要探讨的是汤显祖何以能如此?我以为,除了天资聪慧外,主要是因为他恪守了一个传统儒家的行为规范、处世原则,或者说,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儒者。

首先看他的博学。他十三岁起即拜泰州学派大师王艮的三传弟子罗汝芳为师,受正统的儒家思想影响很深。从最近发现的《玉茗堂书经讲意》来看,汤显祖是当时首屈一指的经学家、《尚书》的讲授者。但他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决不迂腐僵化、穿凿附会。同时,他以开放的文化心态接受各种新思想。他曾拜著名僧人达观为师,撰有大量的佛学著作。他深受老庄哲学的启迪,《阴符经解》深刻地阐释了许多道家文化的思想精华。儒家、道家、佛家的辩证思维,在他的思想中亦无所不在。

其次,他在博学的基础上有思辨、有选择。他崇尚侠气,摒弃了迂儒的保守和乡愿之气。他对佛家的出家解脱教义决不苟同,始终为入世之“情”所困。他也对道教追求肉体长生的做法持怀疑态度,甚至彻底否定。可见,他对政治、历史文化有自己深刻的观察和洞见。他既有源于儒家仁政治国的政治理想,又有基于具体地方行政治理经验的政治实践。他对具体历史事件、人物、活动的评述,以及对史书的编撰写作如何处理好人伦、地域、习俗,如何注意发掘历史发展规律中势、理、情三要素的复杂关系等都有自己深邃的见解。

其三,他创发独特的“情”本体思想。根据叶长海先生的解释,汤显祖在其论著中反复强调的“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从社会层面上,汤显祖倡导“有情之天下”;从文艺层面上,他倡言“情至论”。如果从大处着眼,“情”是思想(即主观精神),但如果从戏剧角度去考察,“情”实即意欲、愿望、志向,犹如王阳明所说的“意之动”。剧作者有他的“意动”,故说“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剧中角色也有他的“意动”,故说“没乱里春情难遣”。可见,“情”的观念,在汤显祖的精神生活具有统摄性和核心性的地位,他乐于“为情做使”,他亦为“情”所困。

最后,我们来看他的笃行。汤显祖之所以留下不朽的诗文传奇,和他为人刚正不阿、品行纯正是分不开的。他两次拒绝首辅张居正的笼络,可见他的品行端正。逆境中,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抱负,一旦主政一方,努力造福一方。当对现实无能为力时,他就挂冠而去,绝不玷污自己的人格。在南京闲居和后来归隐玉茗堂之后,他则致力于情理问题的哲学思想探求,都在《牡丹亭》里表现出来了。

深刻思想与动人故事要美妙结合

根据以上的梳理,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汤显祖的成就主要在于他的剧作具有深刻的思想性与高超的文学性,成就的取得除了天分外,主要源于他恪守了儒家的为人处世的准则,表现出少有的传统士大夫的用世情怀、浩然正气与独立人格。那么汤显祖的成功经验对于今天的戏曲创作有何启示呢?

我以为,首先,戏曲作家要关注现实,关心民瘼,以天下为己任,深刻地认识我们所处的世界与时代。其次,戏曲作家要敢于吸纳人类所创造出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形成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其三,为了表达独到的思想,戏曲作家要学习借鉴一切艺术形式,形成独特的文学表达。

当前戏曲理论界有两种观点对戏曲创作有较大干扰:一是认为戏曲不应该“以歌舞演故事”,而应该“以故事演歌舞”;戏曲的审美本质不是故事人物、思想内容,而是唱念做打,是角儿的演技。二是认为戏曲不应该也不需要表现深刻的主题,追求思想的深刻性。戏曲是民间的大众的艺术,最好表现他们比较熟悉的、愿意亲近的主题和思想,比如传统的忠孝节义等。

这两种观念不是没有根据,前者主要是从京剧的特点总结出来的。但我们应该认识到,京剧虽然在表演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其在思想性和文学性上还是非常薄弱的,有先天不足。健全的戏剧艺术是文学性与表演性相得益彰、平衡发展的艺术。况且,京剧不能代表全部戏曲艺术,大多数戏曲剧种不像京剧那样仅靠高超的表演就可以赢得观众,它们还需要在不断地表现生活、表现人物、表现情感的过程中,在思想与文学的滋养中,提高自身的表演艺术,积累审美形式资源。在戏曲传承发展的问题上,我们不能犯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错误。后者则是看到当代绝大多数追求所谓深刻的剧作面目可憎,缺乏观众缘的现状之后得出的痛切之论。确实有不少戏曲作品,表现得很沉重很深刻,然而,由于并没有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民众的关切,最终还是无法感动观众。

从汤显祖创作的经典性可以看到,戏曲创作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思想性、文学性是否与舞台艺术相得益彰,而在于作者是否有汤显祖式的文学才华、思想探索与精神追求,是否能够寓雅于俗、把深刻的思想与美妙动人的故事很好地结合起来。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个戏曲作家都取得像汤显祖那样的艺术成就,但我们至少要有向汤显祖的高度看齐与攀登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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