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早晨，我常赖在被窝里，扯着嗓子喊，“保保，我要起来，来帮我穿衣裳。”保保在隔着天井的厨房回应，“等一下，做完手上的事就来。”粗糙的手帮我拉着袖子，衣服多，里面的更难穿。怕我们冷着，她还经常提着一笼炭火，把房间烧得暖暖的。

    １９７０年，全家从县城搬到德胜关垦殖场。那时，我和姐姐、保保三人睡一张床。保保睡床外侧，占很小的位置，把大部分位置留给我们。有时半夜醒来，迷糊中看见保保凑在电灯下，做布鞋或棉鞋。穿着保保做的鞋子，我们走过春夏秋冬。夏天，木槿花盛开的时候，保保吩咐我早起，到附近的土坡上、菜地旁去摘白色的木槿花，这是全家午餐时的汤料。平时，她还带着三个哥哥上山打柴，或在房前屋后种上新鲜蔬菜。

    １９７１年，保保做了奶奶，尽管不舍，她还是回家带孙子。因为都在县城，所以联系频繁。衣服仍然给保保洗。放学的路上，经常看见保保用竹篙把衣服晒满了马路边。隔三差五地，我也会挎着一大篮子脏衣服送到她家去，喝口水，聊一会儿天。凉开水是保保家随时随地都有的，装在那种非常干净的大瓷壶里。保保经常说，我这是井水，好甜，多吃些。

    １９７６年底，我们又搬到抚州，保保怕我们忙不过来，前来帮忙，一切都差不多安顿好了以后，她才回黎川。从此，因为路程远，与保保的联系就不多了，但实在忙不过来，妈妈还是会请她来帮忙。保保只要接到口信，就会不辞辛苦地赶过来。按她的话说，肯定是有事，不然姜同志（妈妈）不会开口。

    文革时期，一些人劝她离开，说东家都倒霉了，你还在他家做呀？保保说，蔡主任、姜同志不是坏人。再说，爹妈都关起来了，我一走，这些小孩怎么办？哪个带？我是做不出这种事。正是保保的善良和保护，我们才得以度过那段困难时期，也从心底感激她，认定保保是除父母之外的第三位最亲的长辈。爸爸生前对我们说：“不要忘记保保，你们去黎川都应该去看她，她对我们这个家是有功的。”

    我们五个兄弟姊妹下放、上大学，保保都给每人送一个搪瓷脸盆留作纪念。这个脸盆一直跟随我们结婚成家。

    保保辛苦地带大我们，可谁会想到，保保还带大我们的孩子。她说，我每个孩子都要带，哪个都不偏心。为此，保保不辞辛苦地到抚州，跑南昌，最后还去了北京。

    现在想想，我们那时条件都很差，经济上也紧张，是她帮我们精打细算，日子还过得不错。那时我家就一间小房子，只要不下雨，保保经常把孩子放在门口，一边做事，一边照看。在这样的环境下，孩子晒了不少太阳，身体更结实。

    １９９５年，除了在美国的姐姐，我们三代共有１４人去黎川给保保祝贺七十大寿，远在美国的姐姐还特意在县电视台为保保点了一首歌。

    爸妈相继离开我们后，保保既是我们精神上的牵挂，也是一种寄托。我们常借着各种机会和理由去看望她，她见到我们也特别高兴。今年３月初，我们专门买了新轮椅，去黎川看保保。她的腿脚已不能走了，身体虚弱，但神志清楚。我们小心翼翼地用轮椅推她上街，给她买了一大堆东西。３月２９号，保保病逝，享年８３岁。

    保保走了，但她对我们的养育之恩，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保保，永远是我们最尊敬的长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