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伍连德在哈尔滨的一个实验室中化验。
抬埋队在傅家甸收集尸体。
1911年1月，哈尔滨公共坟场的尸体焚烧了3天。
傅家甸里消毒车准备出发。
1910-1911：东北大鼠疫 (上)
1910年10月至1911年3月，清王朝最后一个冬季，异常寒冷。就在这个冬天，6万条生命被一场数百年不遇的大鼠疫吞噬了。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疫，大厦将倾的清政府，既无主张，也无能力应对。清廷的无能，却给了中国最早一批接触现代科学的知识分子一片天空。他们用自己的果敢和才干支撑危局，挽救了亿万同胞的生命，也使世界为之一震。
近百年后，当我们重新翻开这段尘封的历史时，以伍连德博士为首的医务人员，面对大疫表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仍令人动容……
两名从俄境逃回的矿工，暴毙边陲小店；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瘟疫，正随着南来的火车席卷整个东北
1910年10月21日，中俄边境小城满洲里，二道街张姓木铺。两名伐木工，风尘仆仆而来。
木铺做的是木材生意，经常接待往来于中俄边境的木材商人和伐木工。但这二人却有些不同，他们面无血色、神色慌张，似乎在躲避着什么。店老板旁敲侧击地盘问了几句才知道，原来他们俩是从130里外的俄国大乌拉尔站来的。半个月前，大乌拉尔的工棚里，7名中国伐木工人暴毙。俄国人大惊失色，不但焚烧了工棚和工人们的衣服行李，还把其余的工人都赶回了中国境内。
自从1896年朝廷允许俄国以“借地筑路”为名修建中东铁路，中国人就没少受“老毛子”的气。这回居然又烧工棚，又撵人，真是把人欺负到家了。
店主把他们安顿下来。可6天后，二人却在店内暴亡。同一天，同院房客金老耀、郭连印也相继死亡。一天之内，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店里，四个人不明不白地死了，且症状相同，发烧、咳嗽、吐血，很快死亡，死后全身发紫。
正处于风雨飘摇中的中国，边陲小城死了几个人，并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在官府注册后，尸体被草草收敛。但人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持续6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吞噬了6万多条生命的大鼠疫正滥觞于此。这一天是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西历1910年10月25日。例来被公认为东北大鼠疫的发端。
后来经考证，其实早在1910年春夏之交，俄国西伯利亚就已经发生了疫情，但西伯利亚人烟稀少，居住分散，再加上俄国方面控制严密，疫情没有扩大。出于对自身的保护，俄国把大量疑似染病的中国劳工驱逐回国。劳工们带着病毒，沿铁道一路向南。
1910年10月29日察汉敖拉煤窑染疫，11月5日扎赉诺尔染疫，11月8日疫情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
就在十几年前，哈尔滨还只是一个小渔村。随着中东铁路的开工，大批关内劳工涌入。此时，哈尔滨北部傅家甸已形成一个拥有24000人口的居住区。傅家甸民房低矮，街道肮脏，是个不折不扣的贫民窟。疫情就在这里爆发了。
1910年11月14日，奉天出版的《盛京时报》，在角落里登着一条短讯：
“十三日满洲里站共有病者二十一人。是日又病华人二十一名，死二十四人，尚余十八人，扎来诺矿病二人，似病瘟者一人，哈尔滨有似病瘟者十四人，自瘟疫发现之日起至今，满洲站共病一百八十四人。华人死一百六十六名，俄人四名……”
哈尔滨最高长官西北路兵备道于驷兴会同俄国官员视察了傅家甸，下令租用一些房屋作为养病院，并责成当地巡警局，一旦发现染疫者一律送入养病院，以防传染。
当时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近乎于零。1905年北京才开始在巡警总厅下设立专事清扫垃圾的卫生处。首都尚且如此，哈尔滨这个边陲的新兴城市情况就更加不堪了，甚至连一名华人西医都没有。尽管在大疫之初，官府也做了一些防疫工作，但设备落后、缺乏科学知识，使得这些努力在汹涌的疫情面前无异于杯水车薪。
疫情沿铁路一路南下，一时“疫气蔓延，人心危惧”，有如江河决堤，不可遏止。“死尸所在枕藉，形状尤为惨然”。龙江、长春、呼兰，甚至河北、山东……每天疫死者成倍增长。正如当时东三省总督锡良形容的那样，疫情“如水泻地，似火燎原。”
北京岌岌可危。
死亡人数节节攀升，日俄以防疫之名觊觎东北主权，谁能支撑危局
1910年12月初，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收到了俄日两国的照会，俄国和日本以清政府无力控制疫情为名，要求独立主持北满防疫事宜。
就在几个月前，施肇基刚刚从吉林西北路兵备道任上卸职。对于东北的局势，他可谓了如指掌。1895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给日本，日本的势力大量涌入东北。为了能与俄国结盟达到抑制日本的目的，李鸿章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允许俄国在中国领土上建筑和经理中东铁路；而俄方则承诺与中国“共同防日”。但清政府“以夷治夷”的打算落空了，很快就形成了俄日联合侵占东北的局面。早年曾赴美留学的施肇基深谙国际外交，他知道答应俄日两国独立主持东北防疫的要求，无异于把东三省的主权拱手送出。
疫情势不可挡，列强狼子野心。本就摇摇欲坠的大清国在天灾人祸的双重压力下，犹如将倾的大厦。
只有控制住疫情才能堵住列强之口，而且主持东北防疫的绝不能是外国人。但中国人中，谁有这么大本事呢？施肇基暗自发愁。
这时，他想起5年前随清政府宪政考察团到各国考察途中，在南洋槟榔屿遇到的一个人。此人名叫伍连德，是剑桥大学医学博士。自幼生长在海外的伍连德，虽然英文比中文还要熟练，但却有一颗拳拳报国之心。此时，伍连德已从南洋归国两年了，正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任帮办(副校长)。请他来做东三省防疫总医官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伍连德会答应吗？
了解西方历史的施肇基知道，正在东北流行的可能就是让欧洲人谈之色变的“黑死病”。“黑死病”实际上就是鼠疫。历史上，曾有过两次世界性的大流行。第一次发生在公元6世纪，致使罗马帝国四分之一的人口丧生，并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落。第二次发生在中世纪的欧洲，那场鼠疫造成2500万人丧生，鼠疫结束后欧洲人口减少了近三分之一。
作为第一个从剑桥毕业的中国医学博士，鼠疫的凶险伍连德比施肇基更清楚。对于这种恶疾，没有任何特效药，而且病死率奇高，可以说染之必死。但他更明白如果没有科学的防疫措施，任由疫情发展，中国将变成第二个中世纪的欧洲。况且，日俄两国虎视眈眈，随时欲以防疫为名夺取东北主权。控制疫情不但关乎亿万生灵，而且关系国家危亡。面对施肇基的邀请，伍连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1910年12月22日清晨，伍连德带着助手林家瑞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疫死者横尸街头，防疫无从谈起，傅家甸居民人人自危，这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
伍连德到达哈尔滨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当地最高长官西北路兵备道于驷兴。
于驷兴告诉伍连德，哈尔滨的疫情主要集中在华人居住区傅家甸。病人们先是发烧，然后咳嗽、吐血，不久即死亡，死后全身皮肤呈紫色。最先得这种病的是在俄境内捕捉旱獭的关内移民。
20世纪初，人们发明了一种工艺，只要对旱獭的皮毛进行适当加工，其成色堪比貂皮。一时间，旱獭皮成为世界皮革市场的新宠，价格连年看涨。1910年，每张旱獭皮的售价比1907年猛涨了6倍多。巨大的利润吸引了众多中俄商人。他们纷纷招募华工捕杀旱獭。1910年仅从满洲里一地出口的旱獭皮就由1907年的70万张增加到250万张。
由于山东、直隶两省连年遭灾，大量劳工北上闯关东。许多毫无捕猎经验的关内劳工加入了猎獭队伍。后来，《盛京时报》在追述疫病源头时曾有这样描述：
“山东直隶两省无业游民相率猎满洲里山中，而川谷流血，原野厌肉，其狼藉实不堪形状。”
旱獭一旦染病就会失明、失声、行动迟缓，并被健康的同类逐出巢穴。有经验的猎人一眼就能看出是不是染病旱獭，他们绝不会捕猎有病的旱獭。但闯关东的新移民，却没有这样的经验。他们往往还会因为染病旱獭容易捉，而大量捕杀。在东北冰天雪地的原始森林中，猎人们渴了喝一口雪水，饿了就以旱獭肉为食。鼠疫病毒就这样，最先由病旱獭传染给了这些捕猎者。
集得十几张獭皮后，猎人们便寄宿客栈。这些客栈简陋之极，往往几十个人挤在一张大炕上。冬天为了保温，这里门窗紧闭，一旦有人感染鼠疫，全客栈几乎无人能够幸免。很多染病华工被俄人驱逐回国，他们沿着铁路一路往南，疫情很快传遍了东北平原。
听了于驷兴的介绍，伍连德决定亲自去傅家甸考察考察。
多年后，他在《自传》中这样描述第一次深入疫区的所见所闻：
“沿途所见，都是一袋一袋刚从田间收获的大豆。这些大豆，既肥且壮，为任何国家所不及。所遇到的人民均在勤奋地工作，然间有谈论吐血发烧之疾病，足见瘟疫之潜势，已印入人心了。”
死亡的气息笼罩着每个人。
此时，傅家甸有两名西医，一个姓姚，一个姓孙，是疫情爆发后东三省总督锡良请来主持防疫的。
姚医生告诉伍连德，最初每天疫死者只有一两人，此后便一日多过一日。伍连德到达的这一天，已经有十余人丧命了。隔离工作尚未实施，被传染者越来越多。有的人为了避免官府的查究和消毒，甚至趁深夜把死去的亲人弃尸街头。
当年的傅家甸，便是今天的哈尔滨道外区。如今的道外早已高楼林立，丝毫找不到当年的影子，即便是最熟悉哈尔滨地理的出租车司机也从未听说过傅家甸这个地名。但就在90多年前，这里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
1911年1月8日的《盛京时报》上刊登着这样一封读者来稿：
十二月初八，12名俄国人应邀，前往哈尔滨号轮船管带家做客。当他们的马车行驶至傅家甸一带时，被当地情景吓呆了。“入街地方，见有华人尸身七具，围观之华人约有四十名，又见沟内倒毙华人两名，甚至见有卖瓜子华人一名，随地倒毙。最奇者，行路之人尚夺其瓜子分食。”旁边，一名尚未咽气的华人被人从房中拉出，弃之于街心。当他们询问在一旁站岗的巡警，为什么不过问此事时，该警察大言不惭地说：“虽倒卧二三日亦与我无干。”当他们行至江岸时，“见有露卧尸身两具，又有一尸未被掩盖任野犬之吞食。当时乘车之俄妇女，几不省人事。行至停船地方见有棺木堆积共有十八具。统计前后目睹尸身三十六具。”他们发现，此时设置于关卡的检验医士，也形同虚设，“如往来之人毫无阻拦。”
这里除了姚孙两名医生，只有5名看护协助，而所谓的养病院也只是临时由一间公共浴室改造的。姚医生告诉伍连德，政府出钱为死者提供棺材，家属既可就地安葬，也可扶灵回乡。由于，傅家甸住的大多是闯关东的人，此时又临近春节，所以很多人选择回乡。
传染病从发端到大规模流行，其间有一段相对缓慢的发展期，如果在这时切断传播途径，便可以控制住疫情。随着大批携带病毒的尸身和疑似患者踏上南下返乡之路，疫情传至关内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伍连德感到，他们已经失去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更大规模的爆发就要来了。
鼠疫病毒竟能通过飞沫传播，伍连德发现了比以往凶险百倍的新型鼠疫——肺鼠疫
当时的各种报纸，在记录这场大瘟疫时，都称之为“百斯笃”(即鼠疫的日语音译)。但从科学角度来讲，当时伍连德还不能确定它是不是就是“百斯笃”。
根据一个多月的观察，姚医生认为这种病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传播的肺部炎症。傅家甸民居低矮肮脏，再加之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一旦室内一人染病，很容易全家感染。但自从1894年发现鼠疫杆菌后，医学界普遍认为鼠疫杆菌是由跳蚤咬了染病老鼠后，又咬人才得以传播的。这似乎与姚医生反映的病毒传播方式不同。而且，此时正值隆冬，哪有那么多跳蚤呢？
流行在东北的这种致人死命的恶疾到底是不是鼠疫？作为一名严谨的科学工作者，伍连德决定还是通过化验来判断。
1910年12月27日，傅家甸一名与当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疫死，伍连德决定解剖尸体，找出真正的病因。
在孙姚两位医生的带领下，伍连德和助手来到一间幽暗肮脏的小屋。日本女人穿着一件简陋的和服躺在榻榻米上。经过简单的消毒和防护措施，解剖开始了。伍连德用刀片划开了死者的胸膛，取出肋骨，用注射器抽出死者心脏、肺脏和脾脏的血液，并把它们放在载玻片上，以备回去化验。然后，他们将尸体小心地缝好，穿上衣服，安放在政府提供的棺材中。解剖的全过程严格保密，甚至连死者的家人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伍连德事后回忆，这大概是东北乃至全中国境内第一次尸体解剖。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解剖尸体无疑是对死者的大不敬，一旦被当地百姓知道，必将引起人们的恐慌和愤怒。而且，中国的法律也不允许解剖。直到三年以后的1913年11月22日，尸体解剖才被官方许可。可以想见，伍连德当时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经过化验，伍连德在死者的血样中发现了鼠疫杆菌。可以确定，流行在傅家甸的恶疾正是鼠疫。但这种疾病是通过飞沫传播的，与鼠疫公认的传播方式相矛盾。这又怎么解释呢？这时，伍连德大胆地提出，在傅家甸流行的鼠疫不同以往，它是可以通过飞沫传播的肺鼠疫。也就是说，无需通过老鼠，肺鼠疫就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一开始，伍连德的理论并没有被同行接受。就在他到达哈尔滨之前，日本南满铁路已派一名日本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受教于鼠疫杆菌的发现者——著名学者北里柴三郎。对于老师的理论，他深信不疑。一到哈尔滨，他就立即雇人捉老鼠，以期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可是，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他始终没有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
当伍连德向他介绍自己肺鼠疫的结论后，这位北里的高足强烈反对。在他看来，所谓肺鼠疫云云，简直如痴人说梦。从他眼中，伍连德读出了一个强国对于弱国的蔑视。
此后，当他拜访各国领事时，同样遭遇到这种蔑视。列强们根本不相信眼前这个中国人能够控制住疫情。他们更热心政治，对于伍连德肺鼠疫的理论，甚至没人愿意听完。
此时，1910年在死亡的阴影下过去了。能否在新的一年战胜这可怕的瘟疫，伍连德毫无把握。
法国医生公然挑战伍连德总指挥的权威……
24000人口的傅家甸，情况已糟到极点。铁道那边的俄国人居住区又如何呢？新年第一天，伍连德决定去哈尔滨俄国铁路医院探访一下。
主管俄国铁路医院的医生哈夫肯可谓家学渊源，他的叔父曾主持过印度孟买的鼠疫防治工作，并研制出一种能够预防鼠疫的疫苗。这位年轻的俄国医生深得乃叔真传。比日本医生强的是，哈夫肯承认在哈尔滨流行的是鼠疫，但他也不认可伍连德肺鼠疫的理论。在他看来，控制疫情的唯一途径是灭鼠。
伍连德发现，在哈夫肯的这种思想指导下，俄国铁路医院竟毫无隔离措施。在没有丝毫思想准备，也没有进行任何防护的情况下，伍连德已不知不觉地随哈夫肯走进了鼠疫病房。此时，病房里躺着8个鼠疫病人，房门大开，医护人员随意出入，甚至没人戴口罩。哈夫肯看到伍连德大惊失色的样子，感到十分可笑，在他眼里这个中国人简直胆小如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