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抚州历史文化的人看了本文题目，可能要产生疑问：北宋名臣王安石怎么会与明代金溪县的雕版印书存在联系？其实不然。笔者想通过本文表述两点新发现：一是金溪浒湾雕版印书的历史应由明代上溯至宋代，二是王安石对中国古代图书出版业的繁荣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此非凭空虚言，而有实物考据为证。

    事情要从笔者收藏的一部古籍说起。八年前，笔者在上海文庙旧书摊上购得一部木刻版线装书《宋抚州本礼记》，当时仅仅出于乡情喜爱而不吝破费。这些年来，笔者据此线索搜寻有关资料加以研究，逐渐理清了眉目并且有所发现。《礼记》是儒家经典著作“五经”之一，西汉戴圣编纂，东汉郑玄作注。由于后来《礼记》的注家增多，仍以郑玄的注本最具权威性，后人特称为“郑注礼记”。

    唐代以前，书籍靠手抄本传世。唐代中期发明了雕版印刷术，至五代宋初时已趋兴盛，“四书五经”大量出版。据现代著名版本学家毛春翔在《古书版本常谈》书中介绍，宋代出版的众多书籍中，“以抚州公使库刻的《郑注礼记》为最有名，而且现在还有传本。”宋代所谓的公使库类似现今的政府招待所，接待往来官员的经费若有盈余可用于刻书。公使库所刻的书属于“官刻”本，用纸用墨和刻字装帧都很精良。清代同治年间，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军后为了粉饰清廷中兴景象，修文偃武大设书局出版图书，很多古籍都以宋代的“善本”为模式而精心制作重刊。笔者收藏的《宋抚州本礼记》就是同治九年楚北（武昌）崇文书局重刻的仿宋本，又称“局本”。当时书局即将《礼记》书题冠以“宋抚州本”之名，足见原宋刻本在中国图书史上的显赫声誉，由此也确凿地证明了抚州在宋代时即有官方雕版印书，而且出版质量甚高。

    宋代抚州公使库的刻书作坊具体设在何处？目前因很难找到史料加以认定，只能推理。宋代抚州公使库乃是州治内的公务小机构，署内场地有限，而且不可能将接待往来官员的食宿之地混有身份低微的工匠出入，因此刻书作坊必另设他处。经查地方志书，抚州城内及所辖县城均无印书作坊的历史记载，唯有后来在明代成为全国图书出版中心之一的金溪县浒湾镇，则很有可能在宋代就是抚州公使库刻书作坊的所在地。浒湾镇距抚州城仅20公里，有抚河贯通，水陆交通均很便利。浒湾在宋代以前本属同设州治的临川县管辖，直到北宋淳化五年（一说开宝八年）金溪建县时才划割出去。从横向经济联系来看，自古至今浒湾镇与抚州城的关系比与金溪县城更为密切。宋代抚州官方是印书的出资者，将印书作坊设在属下的民间小镇上而对外称为抚州印本，此举亦合情理。再从历史渊源来看，宋代抚州公使库既能刻印出精美的《郑注礼记》，而且在社会上享有声誉，当时必然拥有一整套成熟的书籍出版工艺。此外，宋代的抚州即出产印书的材料，就地取材制作书籍有着便利的条件。南宋文学家周密的《癸辛杂识》记载：“廖群玉诸书……以抚州萆草纸、油烟墨印造。”可以作证。毛春翔先生在他的著述中还提及，元代时抚州的临汝书院、明代藩府益王和盱南孙氏都刊刻了多种书籍。种种迹象表明，文风鼎盛的抚州自宋代以来也是图书出版发达之地，至明代时则发展形成金溪浒湾的出版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浒湾刻书业的繁荣，如同当时金陵、苏州、杭州、成都等地一样，是以民间“坊刻”形式表现出来的。民间“坊刻”是书籍出版自由的产物，其中固然有着当时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因，但还有着另一个重要的政策开放的原因。由此本文要追溯北宋名相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的一项重大举措。

    自唐代中期雕版印刷术出现后，图书出版权历来掌控在封建统治阶级手中，不许民间私刻私印，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五代宋初。王安石在熙宁年间推行新法，其中一项就是废除朝廷禁令开放民间出版自由。明人罗璧的《识余》记载：“（宋）治平以前，犹禁擅镌，必须申请国子监。至熙宁以后，方尽弛此禁。”此后民间私刻、坊刻风起云涌，遍及全国，以京城汴梁、浙江、四川、福建和江西最盛，延及南宋，形成中国图书出版业的一个繁荣高潮。元朝初期，蒙古族统治者轻视文化，曾对民间出书又一度禁止，但毕竟挡不住历史的潮流，不久又废除禁令重新开放。直到明清两朝，民间出版业一直盛行不衰，私刻和坊刻的书籍远远超过了官刻的数量。各种形式和内容的文化产品得到充分的出版和流通，中华民族才有幸地保存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

    书籍是文化知识的载体和传播工具，也是民族文化积淀的宝贵资源。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王安石当初高瞻远瞩的英明决策，中国文化史的发展将是一个怎样的景状？书籍仅由官方出版，除了“四书五经”和达官名人的著作外，大量的位卑名微的文人著作，以及农工医书、戏曲唱本、笔记小说，等等，都可能扼杀在胞胎中。就连汤显祖的《牡丹亭》、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承恩的《西游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名著，仅靠手抄本传世也有失传的高风险。事实上自秦汉至隋唐历史，亡佚的优秀书籍已难计其数。没有王安石的英明决策，中国的文化历史将是一片贫瘠的土地，留下的历史文化将是单调的色彩。仅就此意义来说，王安石可谓对中国历史文化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他的开放出版自由的决策在中国出版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划时代意义。然而自宋代至今，王安石这一伟大功绩一直被人们所忽略，研究他的学者们也从未著文提及。笔者对此深感遗憾，特撰本文为之鼓与呼！

王冰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