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笔者先后拜读了《临川文化系列丛书》中的《抚州名人故事》，《临川文学史》，《抚州市志》（1993年版）及抚州市文博所展版中的《王羲之洗墨池》等有关王羲之在抚州的介绍，所见均认为王羲之于东晋咸康年间（公元335——342年）曾任“临川内史”。其依据，系引用南北朝•宋永初年间（公元420——422年）任临川太守的荀伯子所撰《临川记》：“王羲之尝为临川内史，置宅于郡城东高坡，名曰新城。旁临回溪，特据层阜，其地爽垲，山川如画，今旧井及洗墨池犹存”。

    按说荀伯子任临川太守时，距王羲之任“临川内史”不过百余年，应该不会错，可问题偏偏就出现在《临川记》中，我们只要认真阅读明、清时的《抚州府志•名宦•王羲之》传中的“按语”，就可窥见端倪。按语说：“右军居郡，即为江州刺史时也。旧志称临川内史，盖沿会稽内史之讹。东晋时，临川未有藩封，不应称内史。宣和书谱载右军帖，有墳墓皆在临川，将移吴中之语，又不特墨池为其遗迹。吾郡僻在江表，过江诸贤多避地于此”。

    所谓“内史”，最早见于西周昭王后，是从商代“作册”一职演化而来。西周时称作册内史、作命内史、内史。其主要职责是掌册命，记载周王的言论。秦代始以内史掌京畿地方，职掌相当于郡太守。西汉初，于诸侯国内置内史，掌民政。有的州、郡未设牧、守职官时，由内史代行其责。历代相袭，到隋朝时内史不再兼任地方之职。

    临川郡自三国吴太平二年（公元257年）建立，直到东晋宁康年间（公元373——375年），孝武帝才追封简文帝子司马郁（十七岁时已亡）为临川王。因司马郁无子，太元九年（公元384年）由武陵威王曾孙司马宝继承王位。咸康至宁康相距30余年，临川没有王国封藩。司马郁是在死后才加以追封，实为空衔。故在此期间到抚任职的郡官，只能称郡守，不能称内史。

    王羲之出身于名门望族，从曾祖王览与《二十四孝图》中的王祥为同父异母兄弟，王览官至大中大夫，王祥官至太保。从伯父王导官至太尉，父亲王旷官淮南太守。羲之16岁时，被太尉郗鉴相中为“乘龙快婿”。因羲之从小就酷爱习字，被历代奉为“书圣”，但在官场中并非一帆风顺。他从秘书郎（掌图籍整理，常为贵族子弟所任）开始为官，后被征西将军庾亮荐为宁远将军，调江州刺史。卸职后，召为侍中、吏部尚书都没有到职，后经扬州刺史殷浩多次相劝，才于东晋永和四年（公元384年）出任护军将军、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在会稽内史任内，因与扬州刺史王述有过节，不甘为其下属，于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三月称病弃官，定居绍兴。此后，在浙东一带优游以终。

    经查清雍正年间所编《江西通志•秩官》，王羲之只任过江州刺史，没有任过临川内史之职。遍查其他史籍，亦无王羲之曾任“临川内史”之说。新编《九江市志》指出王羲之于咸康年间（公元335-342年）任江州刺史，咸康六年（公元340年）于庐山金轮峰下营建别墅，调离时将别墅赠给西域僧人达摩多罗为寺——归宗寺。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王羲之尝任临川内史”之期，正是任江州刺史的同一时间。州刺史为一州的行政长官，临川郡只是江州下辖的一个郡。临川地处州治之南，远离战乱之伐，民风淳朴，自然景色旖旎，吸引了不少贤士前来游览，不少中原人士为避战乱，纷纷择居临川。王羲之身为刺史，到临川视察乃职权所在。面对临川美仑美奂的诱人风光和人文环境，在郡治东的高坡上筑一别墅，聊以小憩和研习书法是无可厚非的，但不能以此认为他是任职“临川内史”。曾巩在《墨池记》中指出，宋庆历八年抚州州学教授王盛“在墨池旁书‘晋王右军墨池’，是借其事之遗风以勉学者”。

    从以上所述，王羲之在东晋咸康年间不是在临川郡任内史，而是在江州任刺史。所谓“内史”之职，实为借用“会稽内史”附会，与“王右军”之说同理。王羲之虽未做过“临川内史”。但他对临川还是有感情的。在《王羲之集•临川帖》中“不得临川问，悬心不可言。子嵩之子来，数有使，冀因得问示之”，临川士人也一直以“墨池”精神鼓舞自己。时至今日，抚州人民还在“墨池”原址对面闹市区，辟地另建“王羲之纪念馆”以示怀念。

黄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