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在起义过程中，即信用浙东儒生，参与谋议。在称帝的前一年，于官室两庑书与宋儒真德秀的《大学衍义》，以备“朝夕观览”（《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去曲阜祭孔庙，赞扬“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相并”，并表示他的行政，即在于“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于洪武十七年（一三八五年）规定，乡会试四书义以朱熹集注，经义以程颐、朱熹等注解为准，程朱之学由是成为官方学术。

    明成祖锐意提倡程朱理学，命胡广等采摘宋儒一百二十家著作，编成《性理大全》，阐扬理学观点。又命纂辑《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为士人应科举者必读之书。《明史·儒林传序》说：“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开国文臣宋濂师承理学，国初文事，多由他策划。理学家为巩固明朝的统治，力倡个人修养，躬行实践。宋濂弟子方孝孺在靖难之变中追随建文帝，明成祖以灭十族相威胁，他终不改节。曹端（一三七六——一四三四年），专心性理，以静存为要，父母丧，五味不入口，庐墓六年。历任霍州、蒲州学正，清廉自矢，死后贫不能归葬。仿《太极图说》著作《川月交映图》，又为宋儒《太极图说》、《通书》、《两铭》作释文，但学术上并无创见。薛瑄（一三九九——一四六四年），终生研读性理诸书，撰《读书录》，认为理学已很完备，在识见上已不能有发见，只是照着要求去做就可以了。擅权的宦官王振，与他同乡，提升他为大理寺少卿，他拒不拜谢。王振侄王山陷人以罪，薛氏为受害者改正，自身险遭杀身之祸。当时人尊称为“薛夫子”。隆庆六年（一五七二年）被奉入孔庙从祀。
            
    吴与弼（一三九一——一四六九年），江西崇仁人，青年时代读洛闽诸书，几年不下楼，中年家贫，亲自种田，“非其义，一介不取”（《明史》卷二八二）。英宗复辟以用贤征召，至京，坚不出仕。著作《日录》，“至于学之之道，大要在涵养性情，而以克己安贫为实地”（黄宗羲《明儒学案·师说》）。但他为天顺初年当权的石亨家谱作跋，自称为“门下士”，不免趋附权势之讥，后人多有非议，是自然的。
            
    胡居仁（一四三四——一四八四年），撰著《居业录》，学业上主张以忠信为先，行为上持敬，所以读书处取名“敬斋”。他认为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不是为取功名求闻达。“与人语，终日不及利禄”（《明史》卷二八二）。他与陈献章都是吴与弼的弟子，但认为陈的学术观点近于禅悟，将危害学术。他的学生余祐，著作《性论》三卷，教人学程朱，一定从诚敬入手，学者只有去掉不诚不敬，才能成为完人。

    陈献章（一四二八——一五二○年），广东新会人，乡居白沙里，人称白沙先生。万历初从祀太庙，追谥文恭。青年时代发愤读书，觉得无所得，于是舍博求约，静坐深思，从而懂得自然、人事的道理，处理事物，随心所欲，对圣贤之学，理出头绪。此后，他把静坐的功夫教给学生。有人批评他是佛学的参禅悟道，他辩解说，这是形似，而实质不同。但究竟不同于何处，并没有说出来。他受了佛家禅定的影响，学术上强调“此心此理”，认为人兽的区别就在于此。他说人们终身追求的就是理，这理“干涉至大，无内外，无终始，无一处不到，无一息不运会。”一但懂得理，“则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明儒学案·白沙学案》）。他笃信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说，认为大道不行，是“七情交织，人欲横流”造成的，如果不明道理，即使能普济群生，一匡天下，也是凭一己私意而行，不能成正果，归根结蒂是要存天理，灭情欲。陈献章的“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等说法，表明他不同于朱熹的客观唯心论，而接近于主观唯心论。他在《道学传序》中讲：“学者不但求之书，而求之吾心”（同上）。程朱理学基本上是属于客观唯心论，明初理学家也是如此。陈献章从主观唯心论立说，别开新径。所以黄宗羲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同上）。他的学说经由弟子张诩、林光、湛若水等得到传扬。

    娄谅（一四二二——一四九一年），也曾从吴与弼受学，著《日录》、《三礼订讹》各四十卷。他讲理学的“敬”，“以收放心为居敬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忘勿助为居敬要旨”（《明儒学案·崇仁学案二》）。
 
    陈献章弟子张诩（一四五五——一五一四年），为其师辑成《白沙先生遗言纂要》。他信奉濂洛家言，认为“足以羽翼乎经书，而启万世之蒙”（《白沙先生遗言纂要序》）。成化时中进士，辞不出仕。他的学术特点是“以自然为宗，以忘己为大，以亡欲为至”（《明儒学案·白沙学案二》）。李承箕（一四五二——一五○五年）考中举人，不仕。从陈献章学，献章对他所谈甚广，惟不及治学之道，要他自己悟出方法。他的学术观点崇尚自然，以忘己为大端，以无欲为至高境界。湛若水（一四六六——一五六○年），号甘泉，历官翰林院编修、南京国子监祭酒、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著有《心性图说》、《格物通》。认为认识天理，有个由敬获得涵养，进而懂得天理的过程，要自始至终主敬，为人存敬，就会戒慎恐惧，欲望变少，使得心性不被蔽塞，这就萌发了天理。如果对任何事情都达到这样功夫，即有了涵养，就懂得存天理了。他说的天理，具体化就是仁义礼智。他认为在“上下四方之字，古往今来之宙”的宇宙间，人的心性原是一个事物，因为敬的诱发，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产生了，于是有了仁、义、礼、智，发展而为天地间的万事万物。
 
    明初思想界为朱学所控制，人们对于朱熹亦步亦趋，“非朱氏之言不学”（何乔远《名山藏·儒林记》），吴与弼以后形成崇仁学派，影响较大，后又分出陈献章的白沙学派。明代共有四个儒者被奉入孔庙，其中有崇仁门徒胡居敬、陈献章二人，占了一半。当此派兴盛之际，王阳明创为心学，风靡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