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洲
（空军副政治委员）
古人讲，五声和则可听，五色和则成文，五味和则可食。何谓和谐，从根本上说来，是各种力量的和谐。各种力量和谐了，社会就能稳固安康。和谐的最高境界，是人们精神上、文化上的共融性和一致性，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进步，是在和睦、友善基础上创造活力的竞相迸发。《揭子兵法》原名《兵经百篇》。作者揭暄曾被明唐王授予兵部职方司主事之职，当过江西布政使吴炳（充提调官）的副手，参与领导了江西的抗清斗争。该书分智、法、术三卷，共100篇，每篇以一个字为篇名，在论述战争、谋略、战法、将帅等方面，都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在军事哲学方面具有明显的进步倾向，其深刻程度是许多兵学兵法著作所不及的。尤其是书中通篇贯穿的和谐思想，给我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揭子兵法重视国家和睦、军队团结。揭暄在第三十二篇《辑》中指出：“辑睦者，治安之大较”，强调和睦是一个国家安定团结的重要方面。继而又阐明了和睦的益处：“睦于国，兵鲜作；睦于境，燧无惊”。也就是说举国和睦，叛乱就很少发生；边境和睦，就没有烽火的惊扰。进而指出“是辑睦者治国行军不易之善道者”，他把和睦作为治国治军中不可更改的一条极为重要的好原则。在第三十六篇《结》中，揭暄指明了和睦的原则和方法：“三军众矣，能使一人之于吾者，非徒威令之行，有以结之也”，“智者展之，勇者任之，有欲者遂之，不屈者植之，浅其愤惋，复其仇仇”。他说将领真能做到这样，不仅全军听从调遣，就是统治天下都能使人纷纷归顺。
揭子兵法强调将帅要有惜兵爱兵之心。揭暄主张“将能恩威胁”。他在第四十篇《勒》中指出：“恩重乃可施罚，罚行而后威济，是以善用兵者准得失为功罪，详斗奔以恤伤”。也就是说只有对部下重施恩才能实施惩罚，惩罚能够施行才能树立威严；善于用兵的将帅要根据作战中的成败来论功定罪，察明是战斗受伤还是奔逃受伤再进行抚恤。他在第四十一篇《恤》中说：“恤者：平日虚怀咨访，毋使不遇”，即亲近下属，平时要虚怀若谷，不耻下问，有事向他们咨询，经常和他们接近，不要使他们怀才不遇。在第九十七篇《威》中又说：“与士卒同饮食，而后忘夫马上之饥渴；与士卒用登履，而后忘夫关隘之险阻；与士卒同起息，而后忘夫征战之劳苦；忧士卒之忧，伤士卒之伤，而后忘夫剑镞戟之瘢痍”。将帅能做到赏罚严明、恩威并施，则“三军之士，彪飞龙蹲，遇敌可克”、“无人无时而不可奋也”（第三十九篇《励》），“处险如夷，茹毒如饴也”（《威》篇）。
揭子兵法主张“慎以行师”和“不战而屈”。古今论战争，首要问题是对战争目的和性质的认识。揭暄在第七十一篇《全》中认为，战争应以“安民”、“除残”、“益国家”为目的。“师以义动者，名兵也”（第八十四篇《声》），揭暄认为为申张正义而战的军队，是出师有名的军队。揭暄把政治放在首位，能以人民利益区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切中了战争的实质，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指出：“兵之动也，必度益国家，济苍生，重威能。”（第五十篇《利》），强调“慎以行师”（第二十五篇《谨》），他反对滥用武力，反对“穷兵黩武”。揭暄要人们理解支持正义战争，指出：“天德务生，兵事务杀，顾体天德者，知杀以安民，非害民，兵以除残，非为残”。在第九十七篇《威》中，他主张多用威慑战略，使敌人感到“威之所慑，未事革兵而先已惧”，迫使敌人不战而屈。在第六篇《争》中揭暄说：“无功之功，乃为至功；不争之争，乃为善争”。他认为没有经过勇战而取胜的无智名之功，才是最大的功；表面上看来没有激烈抗争的争夺，才是最巧妙的争夺。这一点，小平同志倡导“一国两制”科学构想，促使香港、澳门回归祖国，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就是最好的明证。
揭子兵法倡导全民全军，世界太平。战争与和平，从本质上说它们都是社会政治的不同表现形态。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和平是不流血的政治。《揭子兵法》是一部理论性较强的兵书。揭暄对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进行了具体发挥，主张“不倚薄击决利，而预布其胜谋”，达到“于无争止争，以不战弭战，当未然而寝消之”（《先》篇）的目的。认为不用争夺而制止争夺，不用战争而阻止战争，在战争未爆发时就取于无形，才是最重要的。揭暄强调，即使战争不可避免，真的打起来，也要“定不攻自拔以全城，致妄戳之戒以全民，奋不杀之武以全军；毋徼功，毋歆利，毋徼欲，毋藉立威，城陷不惊，郊市若故”（《全》篇）。揭暄指出，不能做到这些就不能算作保全，不能做到“全”就不能算有惜悯生命之心。他要求将帅不要急于求取战功，不贪利，不纵欲，不凭借残暴显示自己的威风；城池攻陷后百姓不受惊扰，市场依然繁华如故。揭暄在第一百篇《如》中追求：“圣武持世，克无城，攻无垒，战无阵，刃游于空，依稀乎酿于无争之世”的境界。他主张攻城力求不攻自破以保全城市，严禁滥杀无辜以保全城内百姓，采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法来保全军队，希望出现一个没有硝烟战火的太平世界。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两大主题。依靠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努力，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较长时间地维护世界和平。
概言之，揭子兵法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揭暄言兵言战，精见叠出，他继承孙子、吴子的军事思想，综合古代兵法的基本理论，结合本人抗清战争的军事实践，提出了许多创建性的论点，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湘军统领花翎按察使肖启江盛赞其“《揭子兵法》言警而核，自成一家，《揭子战书》明畅切实，法制详备。”清代江西学政吴石渠称赞《揭子兵法》是“奇人异书”、是“铸成纯金的小颗粒”，即撰文推介，并捐资赞助刊行。《揭子兵法》与《揭子兵书》实为国之瑰宝、兵学丰碑，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揭暄不愧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兵学家。当今时代，弘扬传统文化，学习研究揭子兵法等兵学经典，对加强新时期国防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百篇所著，法法皆制胜之道
姚有志
（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原部长、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会长）
《揭子兵法》原名《兵经百篇》，又名《兵经百字》、《兵经》、《兵镜百篇》《兵法百言》、《兵略》、《揭子兵书》、《兵法圆机》等，是清代的一部重要兵书，在清代后期有很大影响。该书的作者揭暄，字子宣，明末清初江西广昌人。《揭暄父子传》称：揭暄“少负奇气，喜论兵，慷慨自任。独闭门户精思，得其要妙，著为《兵经》、《战书》，皆古所未有”。清军南下后，他曾起兵抗清。其后，科技、军事的著述。他还对西方算学述》（又名《写语》）。
《揭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兵书中形式较为特殊的一部，将军事范畴的基本概念和问题概括归纳为一百个字，分别以此为题，每题之下集中论述其要旨，这一百个字目大体按权谋、形势、阴阳的分类标准，根据内容属性分为智、法、衍三篇。智篇包括“先”、“机”等二十八字，主要讲计谋方略。法篇包括“兴”、“任”等四十四字，主要讲练兵用兵之法。衍篇包括“天”、“数”等二十八字，主要讲天文、术数、侦察通信等用兵作战中的其他问题。虽然各字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在全书的总纲“目略撮言”中得到了或多或少的体现。
该书有如下的版本：清道光六年（1862年）成书的《皇朝经世编·兵政门》录有此书（以下简称文编本）。全书分智篇、法篇、术篇上、中、下三卷，由一百字为题组成一百篇。但文编本所收内容不全，《智篇》删去了“言”字；《智篇》之“左”字，《法篇》之“较”字，《术篇》之“蹙、唼、半、静“等字均佚。清光绪年间江都吴明经酉数从沈阳书肆中购得一书，题名为《揭子兵书》，其卷次和百字分目与文编本均相同，而且文编本所删一字和所佚六字具存，为流传得全本，但其下篇为“衍篇”。民国年间有多种铅印本刊行。
《揭子兵法》继承了中国古代优秀军事思想，体现了较强的理论性。在战争观方面，继承了孙子为代表的古代兵学所倡导的强调战争的正义与否，反对穷兵黩武思想，提出“武可黩”（《法篇·更》），“兵以安民非害民，兵以除暴非为暴”（《法篇·全》）， “于无争止争，以不战弭战，当未然而寝消之”（《法篇·全》），充分体现了对“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重视运用谋略，提出了“兵无谋不战，谋当底于善”（《智篇·谋》），“兵贵用谋，何可言数”（《术篇·数》）。在治军方面，提出“是辑睦者，治国行军不易之善道也”（《法篇·辑》），十分重视军队内外、上下之间的团结与和睦；强依法治军，指出不能“依濡忍为恩”（《法篇·勒》）；要求爱护士兵，认为“不使陷于敌，不使陷于法”（《 法篇·恤》）；提倡善用人才，任能用贤，提出“故善用才者，偏裨大将也” （《 法篇·能》）。在军事后勤方面，重视粮食等后勤保障的作用，认为粮食“之天，兵之命，必谋之者不竭，运之者必继，护之者维周，用之者常节“（《法篇·粮》）。
《揭子兵法》还鲜明地体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军事辨证法，反对古代的天文术数和封建迷信思想，认为战争的胜负是由人来决定的——“数系人为，天着何处”（《术篇·数》），与自然现象无关——“星浮四游，原无实应”（《衍篇·天》），坚决反对以占卜来预测战争的胜负——“兵家不可妄有所忌，妄则有利不乘”，“必玄女力士之阵不搜，活曜遁甲之说不事，孤虚风角日者灵台之学不究”。作者还明确地认识到军事领域许多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事物，并对诸如阴阳、虚实、主客、强弱、利害、奇正、智拙等进行勒辨证的分析和论述对》），认为“动而能静，静而能动，乃得兵法之善” （《术篇·静》）。
总之，《揭子兵法》在清代后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作用正如揭暄所言：“百篇所著，法法皆制胜之具，又必经纶学者须求能集材以乘会，勿徒记忆。”此话有一定的根据。
略谈揭暄及其《揭子兵法》
吴如嵩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副会长）
《揭子兵法》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的名称定为《兵经》。它最早的刊本是道光七年（1827年）的《清经世文编》本，题为《兵经百言》。咸丰九年（1859年）的濠搪本，题为《揭子兵法》；光绪十八年（1892年）刊本题为《兵法圆机》等。
揭子，即揭暄，字子宣，江西广昌人。明朝灭亡后，他曾起兵抗清，失败后隐居山林。除著有《兵经》外，还著有《战书》17卷，享年80余岁。
史书记载，揭暄“少负奇气，喜论兵，慷慨自任。独闭门户精思，得其要妙，著为《兵经》、《战书》，皆古所未有。学使吴炳见之，惊曰：‘此异人异书也’。”看来，揭暄也确实是一位因有才气而自负自信的人。他敢于把自己的论兵之作称为“兵经”，仅此一点就显示出他的学术勇气。因为“经典”、“经书”在中国文化中及是一个神圣的字眼。北宋神宗曾把《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三略》、《唐李问对》等七部兵书钦定为“武经”，世称《武经七书》。但是，揭暄却敢于声称“兵法从来有传无经”。七子之言，支离破碎；百将之行，各师异智。予乃以撰百字以经之，使说说有归，法以类从，故通上下千古。”
揭暄或许过于“慷慨自任”了，但是，应当看到，他的这番话也不是没有道理。道理就是抓住了中国古典兵学的逻辑体系乃是概念范畴体系。自从《孙子兵法》创造性地提出了“全破”、“虚实”、“奇正”等等几十对兵学概念之后，后世的兵学家也大都循着孙子的足迹走到概念的辨证法这条路径上，而真正系统、全面论述这个问题的是两本书：一本是宋朝无名氏的著作《百战奇法》，一本就是揭暄的《兵经百篇》，一百个字（词）一百个概念。
《揭子兵法》分为三卷，上卷《智篇》28个字，中卷《法篇》44个字，下卷《术篇》28个字，论述了军事学上治军作战的广泛内容。从军事学术史上看，揭暄所列这百个概念范畴，其意义和价值就在于为军事上众多分支学科的建立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中国长期延续的封建社会中，其植根于农业社会的古典兵学已经走向终结，面临新的阶级、新的技术即将诞生的前夜，一种要求建立新的军事学术体系的要求正在萌动，《揭子兵法》就是反映这种萌动的最明显的表征。至于该书在治军作战方面的精彩论述及其丰富的军属辨证法特色，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尽述，在这里我就略而不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