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介绍，这批手稿中，涵盖了《敦煌变文集》中完整的78种作品。《敦煌变文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学者整理的第一部敦煌变文总集。变文是唐代兴起的一种说唱文学，多用韵文和散文交错组成，内容原为佛经故事，后来范围扩大，包括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敦煌变文在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衔接了此前中国文学史的断裂。敦煌藏经洞开启之后，王国维等学者最关心的就是敦煌变文。

　　20世纪50年代中期，启功与周一良、王庆菽、曾毅公等先生一起编撰了《敦煌变文集》，195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为中古语言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是敦煌变文和俗文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而此前的国际敦煌学界，几乎听不到中国学者的声音。该书一出版，便在世界敦煌学界引起很大反响。

　　捐赠这批手稿，在启功弟子柴剑虹看来，是符合启功生前意愿的。“‘学问乃天下之公器’，启先生信奉这一条。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做这件事。”

　　柴剑虹说，从这批手稿，自己不仅看到了老一辈治学的严谨态度，更感慨于启功敦煌学成就得益于当时的治学风气。“只要你说对了，多老的先生马上听你的。而且老一辈信任年轻人，交给你去做。他们中间，做事时从不论资排辈。”柴剑虹至今记得，先生曾给自己讲过一个关于《敦煌变文集》编撰的故事。“整理敦煌变文，不仅需要古文献功底，也要佛学功底。有一次做校录时，王重民老先生把和尚的‘坏色衣’，校成了‘瑰色衣’。因为‘坏’的繁体，与‘瑰’的繁体就差一横，王先生以为是原文落了一笔。落一笔，在敦煌变文中是常见的现象。启功看了后说，这不对，应该就是‘坏色衣’。王先生对和尚的印象，受了玄奘的影响，因为玄奘披着非常华丽的袈裟，他以为‘瑰色衣’更符合逻辑。但在佛教里，和尚的袈裟又俗称‘坏色衣’、‘百衲衣’。为什么？因为它是用百家不用的破布缝合而成的，寓意僧人的苦行。王先生没想到佛学上这一点。启功的指正，让年长一二十岁的王重民先生大喜。正是这些年长学人对年少启功曾经的尊重和信任，使当年一个年轻学者在《敦煌变文集》中所起作用不可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