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平在会上一度厉色对龙岗交警部门表示:“100天内未改善的话，龙岗交警大队领导班子将要全套调整，被问责。”这说明官员道歉之后的问责思路也逐渐清晰化——道歉不再仅仅停留于公开场合言辞承诺的短暂时空，而延伸至更具化的日常执行层面，这就强化了有关部门按照承诺切实履责的外在约束力，形成了更有效的制度“压迫”感。

    然而，道歉+问责的制度“压迫”感，还停留于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传统，并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问责体系，由此可能带来的诸多缺陷，可能会造成问责效果继续不如人意。

    首先，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传统“撇清”了主管领导，使其成为一个单向的责任管理者，掌握了被豁免的权力，这显然不符合责任与义务对等的逻辑。职务越高，责任越重，尤其是主管该领域的领导，应当承担管理失当及随后改进的首要责任。他不仅是一个对下级任务完成的考核者，也同时成为维护问责公信力的监督对象。一旦未来出现执行不力乃至推委落空的后果，不仅那些负责具体执行事务的普通政府公务员要被处罚，作为全局掌控者的主要领导同样要承受严格问责，如此才能符合官员以身作则的道德自律、以及现代问责体系责任分级、处罚递进的原则。

    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传统还将问责权限的赋予、问责程序的管理，束缚在政府内部操作的狭窄空间，遗忘了问责体系要发挥足够效力，尚需外部协力监督的广阔平台。广泛的民意而不是少数领导的主观评价，对于深圳龙岗区交通状况改善与否，具有更直接、更客观中立的结论，将民众知情权与参与权导入未来问责的公共议程，是保证问责体系权威公正的制度基础。

    此外，还有诸多公共资源可供政府开发，以充实问责体系的监管终端。对深圳龙岗区的交通状况进行舆论开放，欢迎媒体全程跟踪采访曝光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媒介信息反馈、舆论监督的作用，避免某些管理死角隐藏于政府监管视野之外。对交通状况改善的阶段性总结，不仅应整理归纳于上级领导审阅，更应提交人大政协审议，人大政协完全可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对执行不力的相关部门进行更具制度刚性的督促整改，甚至对涉及到的官员采取包括投票任免等依法问责手段。

    官员道歉还需辅之“捆绑式问责”，把主管领导纳入问责对象，让舆论监督、人大政协参政议政、民意主导与政府管理相结合，才不会出现官员道歉与日后整改脱节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