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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功厚德垂千古 山之高峙水长流 (下)
——纪念杰出的乡贤王安石千年华诞

发布时间:2020-11-18 08:20 来源: 抚州日报
  

令人万分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生前身后都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在生前,保守派对于他的污蔑、攻击和谩骂,及于人身、及于子女,无所不至,其花样之多、手段之卑鄙、语言之恶毒,令人发指。他执政不久,御史中丞吕诲便上疏皇帝,诬蔑王安石奸邪,居然有十大罪状,说他“慢上无礼,好名欲进,要君取名,用情罔公,徇私报怨,怙势招权,专威害政,凌铄同列,朋比为奸,动摇天下”,在这些大得吓人的罪名之下,并无真凭实据,空洞无物。尤其是司马温公,对王安石反对最力,水火不容、势不两立,众多的反对派集结于他的旗帜之下,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及至后来司马温公当了宰相,尽废新法。

王安石看到这种情况,作《读史》诗云: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黮黯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身后遭遇的不公,比他生前所遭还要厉害十倍百倍。后来南宋君臣竟把他斥为奸臣,是造成北宋亡国的罪魁祸首、千古罪人,是“古今第一小人”。

北宋的灭亡原因很多,主要是由于腐败,徽宗宠用蔡京等“六贼”,本来就风流成性、荒淫无度的徽宗赵佶变得更坏。他不理朝政,拒谏饰非,还专门设立“行幸局”,以九五之尊经常行走花街柳巷,常常称病不朝,以致内政不修,外侮立至,国事蜩螗,最后亡国。蔡京实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的坏蛋。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曾受蔡京提拔的杨时上疏钦宗,先是不痛不痒地说了蔡京几句,虚晃一枪,立即把矛头指向王安石,说“蔡京之害,始于王安石,蔡氏所行,皆为王安石邪说之害”,要求钦宗追夺王安石王爵(王安石身后一度被封为舒王),明示其罪。自从杨时首倡此说,一犬吠形,百犬吠声,遂成舆论。到了南宋,面对国破家亡、人民苦难深重、啼饥号寒、流离失所的现状,为了收拾人心,保持徽、钦二帝乃至神宗的圣明形象,高宗也承袭杨时旧说,把王安石充当替罪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高宗不惜篡改历史,声称《神宗实录》失实,两朝大典皆为奸臣所修,故命范冲重修。于是在新修的《神宗实录》中,对王安石造谣污蔑,大事谤伤,把王安石新法称作“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理财思想说成是“剥民兴利”,把荆公新学斥为异端邪说、欺世盗名,并为神宗开脱,说王安石推行新法跟神宗无干,是他“自任己意,非毁前人”“尽变神宗法度,上误神宗皇帝,天下之乱实兆于安石,此皆非神祖之意”;甚至把王安石比作少正卯,斥为小人。到了理宗淳祐元年(1241)正月,面临深重的亡国危机的理宗皇帝驾幸太学,下诏曰:王安石倡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万世罪人,削去从祀。这是南宋朝廷在灭亡之前给王安石下的最后结论,也等于把亡国责任推给了一个100多年前为避免这种惨剧而拼尽了全力的王安石。

自从宋高宗、宋理宗钦定王安石这种弥天大罪之后,当代和后世的俗儒便纷纷附和这一定论,赵汝愚编纂的《宋朝诸臣奏议》、李焘编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杨仲良编撰的《编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等主要官私史书均否定王安石变法,南宋一大批著名学者如薛季宣、陈傅良、陈亮、叶适等也都否定王安石变法。最令人失望的是,一代宗师朱熹在这股丑诋王安石的逆流中,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不辨真假,把那篇伪作《辨奸论》内容摘录到他编写的《五朝名臣言行录》中,成了这篇假文章的伪证。不仅如此,他还写了《书两陈谏议遗墨》,对陈琅、陈师锡攻击王安石的文章加以发挥。由于朱熹的声望,发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以后,元人在修《宋史·王安石传》时,就完全采用了朱熹的观点,把《五朝名臣言行录》中的种种偏见和不实的记载,统统写进传记之中,教人读起来觉得王安石从来就是一个心怀叵测、沽名钓誉的伪君子。《宋史》虽然在二十五史中编得很烂、声名狼藉,史学界久欲重修,但它毕竟是正史,是后人了解宋史的首选读物,因而王安石的形象被严重地歪曲了。

元朝脱脱等主持修撰的《宋史》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盖棺论定已如上述,元朝史家马端临对王安石变法基本上也持否定态度。

历史发展到明清,著名的学者王船山、顾炎武、李贽也因袭旧说,不以王安石变法为然。李贽认为王安石“坏了国是,坏了心术,坏了人品”;顾炎武指斥王安石败坏宋代风俗;王船山甚至称王安石为小人。最使人遗憾的是,明代正德年间大学者杨慎对王安石的辱骂和批判。杨慎,号称明朝第一文人,状元出身,其阅读之博、才情之富、著述之多、声望之高,无人能出其右,然其对王安石的评价,暴露出他见识毕竟不高。他在所著《丹铅录》中,对王安石极尽攻击诬蔑之能事,甚至引明朝弘治年间周德恭之言,谓“王安石为古今第一小人”,又道“神宗之昏惑,合赦、亥、桓、灵为一人者也;安石之奸邪,合莽、操、懿、温为一人者也”,这种恶毒攻击、罔顾事实的无耻谰言,却被杨慎全盘接受,赞之为“最公最明”。

读史至此,我不禁血脉贲张、戟指怒目、拍案而起:王安石先生,这个对中国历史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伟人,竟然被诬指为“万世罪人”“天下第一小人”。周德恭还说他是合王莽、曹操、司马懿、桓温为一人,杨慎还喝彩说,比得好,“最公最明”。试问公在何处?明在何方?

俗话说:山高遮不住太阳。公平和正义也不会长久沉沦。

在一片否定王安石的浊流中,也有些人挺身而出,为王安石辩诬。如颜元(习斋)、龚自珍就是这样。

颜元,清初思想家。他在《宋史评》中用很大篇幅正面赞扬王安石,认为“荆公廉洁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尧舜三代其君”。接着他肯定了王安石变法的立意和效果,说明了变法的社会必然条件。同时,他严厉批评了反变法派和充满诽谤之辞的《神宗实录》和《宋史》。

龚自珍,号定庵,是十九世纪前半期开风气的思想家,面对清王朝严重的社会危机极力提倡“更法”。他推崇王安石,“少好读王介甫上仁宗皇帝书,手录凡九通,慨然有经世之志”。他认为,“安石心三代之心,学三代之学,欲教训天下之人物,毕成三代之材者也。”

可惜,他们的声音没有成为主流。

在近代重新研究和评价王安石的运动中,梁启超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领导人之一,大学者。他撰有《王安石传》,具体而周详地考察了荆公之时代、执政前之荆公、荆公与神宗、荆公之政术、荆公之武功、罢政后之荆公、新政之成绩、新政之阻挠及破坏、荆公之用人及交友、荆公之家庭、荆公之学术、荆公之文学,凡二十二章,近十八万字,从而得出结论:“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呜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祀,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国民之视公何如?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于是,梁启超痛心疾首地大呼:王安石“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可乎?

梁启超是何等人物?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戊戌康梁变法中的领袖之一。他所著《王荆公评传》一书,1908年由上海广智书局印刷出版后,风行全国,洛阳纸贵,有多种版本行世,影响广泛,持久而深入,得到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使王安石完成了从“万世罪人”“古今第一小人”到“三代下唯一完人”的历史性跨越,整个近代史上掀起了王安石研究的热潮,而且大都给予正面的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开始用科学的唯物史观观照历史,研究王安石,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其中成绩卓著、名重一时的首推邓广铭及其门人漆侠教授。

邓广铭(1907—1998),字恭三,北大教授,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是二十世纪中国宋史研究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他四写王安石,一次比一次深入、一次比一次精彩。关于邓广铭先生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特点和贡献,具见所著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一书。该书最大成功之处在于:王安石之所以成为北宋一代杰出的改革家的独特风貌,给以展示出来了;王安石之所以成为北宋一代杰出的改革家的高大形象,给以凸现出来了。最足以显现王安石风貌和形象的莫过于下列三个方面:

一是“三不足”精神,二是吞灭西夏契丹统一中国的战略设想,三是榷制豪强兼并与“欲富天下刚资之天地”的主张和实践。邓先生这部著作在文献宝藏中散发着熠熠光辉,是很宝贵的。

漆侠(1923—2001),字剑萍,山东巨野人,著名历史学家,河北大学教授,早年师从邓广铭先生,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王荆公新法研究》,便是在邓先生指导下完成的。1956年,他对此文进行全面彻底的修改,195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漆先生名著《王安石变法》。

漆先生的贡献在于:第一,把王安石变法放在特定的环境中,即放在封建时代的宋代进行考察,把王安石研究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第二,从王安石变法的社会实践进行认真的考察,以确凿的历史材料充分论证了王安石变法在实现其富国强兵、加强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同时,还推动了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第三,司马光反变法派的政治运动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司马光作为政治家是非常渺小的,但作为史学家则是伟大的。邓广铭先生高度评价《王安石变法》一书,认为超过了以前所有的同类著作。

在王安石被诬的八百年间,他的家乡江西抚州还是以拥有他这样的乡贤感到自豪,许多著名学者、名公巨卿挺身而出,为历史的不公评价大鸣不平。这固然是桑梓情深,更主要的是朝廷把王安石说得太离谱了,又是“万古罪人”,又是“古今第一小人”,这是王安石吗?他有那样坏吗?抚州的父老乡亲是看着王安石长大的,对于王安石当然知根知底,因此家乡人为王安石辩诬,就是仗义执言。数百年来为王安石讲公道话的人很多,这里略举数例。

为王安石辩诬的,南宋就有,他就是陆九渊。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抚州金溪人,曾讲学于象山书院,故人称象山先生。他是宋明理学陆王学派的奠基者,他的学说称为心学,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他写了《荆国王文公祠堂记》,给王安石以极高的评价,说王安石“英特超迈,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以盖世之英,绝俗之操,山川炳灵,殆不世有”。这篇文章洋洋两千字,就不尽举了。

家乡人为王安石仗义执言的,还有宋元之际的大学者吴澄、虞集,明代的章衮、陈汝锜,清代的李绂、蔡上翔、杨希闵等,其中蔡上翔作《王荆公年谱考略》,影响较大。

蔡上翔,字元凤,金溪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曾任四川东乡知县。他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详征博引,搜罗了许多史实,揭露《宋史·王安石传》的谬误,痛斥邵伯温等人的无耻行径,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为王安石辩护,精神实在可嘉。但因为他未能看到《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对于整个熙元时期以及其后的哲宗、徽宗两朝新旧两派的斗争实况,自难作出更有力的考证。

当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前半叶,运用近世科学的观点和方法重新评价王安石及其变法形成了高潮。特别是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国又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当1986年王安石逝世900周年到来之际,王安石的故乡抚州又掀起了纪念和研究这位伟人的热潮。这次热潮大致持续了四年,产生了一系列的成果:

在四年间,建立了抚州王安石纪念馆,用照片和实物展现了王安石的一生和非凡成就,铸造了王安石塑像,1986年11月正式对外开放,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86年11月11日至14日,在抚州召开了江西省王安石逝世900周年学术讨论会,就王安石变法的地位和作用、变法具体内容的可行性、王安石的文学成就等问题进行讨论,提出了不少新颖的见解,扩大了王安石研究的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再一件大事是在1985年4月9日成立了抚州王安石研究会。这个时候,王安石沉冤得雪,以正面的伟人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抚州成立王安石研究会,全国瞩目,立刻博得一大批著名的专家学者、各界名人和大专院校、学术团体的热情关注、赞赏和支持。邓广铭、漆侠、夏征农、杜宣、罗竹风、石凌鹤、徐盼秋、方诗铭、程应镠、冯英子、何满子、谷霁光、郭预衡、郭扬、胡守仁、吴自强、许怀林、吴海、周书文、吴慧、周宝珠等,都纷纷发来贺电、贺信,有的人还赋诗述怀,如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著名诗人胡守仁便以《敬为荆公一瓣香》为题赋诗云:

一代伟人欧、曾、王,文章光焰万丈长。同时又同江西产,得未曾有难为双。

欧于曾王乃先辈,子弟视之喜揄扬。或云百鸟而一鹗,或以白愈相比方。

其中荆公尤特出,文章而外振官常。措意国计与民生,厉行变法图富强。

岂以失败减身价,改革名家久愈光。即以文章一端论,向为士子作津梁。

唐宋八家享盛誉,风格各具各擅场。荆公学韩不似韩,卒以韩并两堂堂。

国命维新重涉古,文化名人更芬芳。研究荆公遍海内,风气之盛推故乡。

成立学会文会友,互勉互学月有将。定是不乏后继人,不独昌文诗六昌。

鲰生所好在文墨,敬为荆公一瓣香。扪心自尚何所得,惭愧至今犹面墙。

那些天,抚州城内,红旗招展,标语缤纷,专家学者,名公巨卿,雨集云屯。全市上下,口有道,遵王荆公;笔有写,写王荆公。街谈巷议,尽荆公也!可谓极一时之盛,把家乡对王安石的研究推向高潮。王安石研究会经民主选举,以傅柏林为会长,陈光荣、罗传奇和我为副会长,熊焰为秘书长,舒同、漆侠、肖涤非、谷霁光、姚公骞、吴自强慨然出任研究会的名誉会长和顾问。学会在四年中出版了会刊《王安石研究》13期,举办了两次学术讨论会,会员热情高涨,著述成风,这包括傅林辉《王安石世系传论》《王安石全传》,杨华林《王安石轶事汇编》,万斌生长篇历史小说《王安石》,邓禄田《王安石传奇》以及通俗读物《王安石的故事》《王安石变法》等。

现在,王安石千年华诞转瞬即届了,对他的研究还在继续。仅我所知,坊间所售王安石传记不下40部,见于网络的王安石研究的文章不下百篇。王安石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识穷千古,学究天人,具有永恒的价值与魅力。王安石研究也永远是一个需要不断开拓的领域。作为王安石的故乡,已经成立了王安石国际研究中心,目前还积极准备为纪念王安石千年华诞而开展一系列学术活动。届时定有一番作为。最近,抚州出了一匹黑马,他叫陈金泉,临川人,十年窗下无人问,不声不响地居然写出了一部165万字的多卷本的历史小说《千古风流——王安石与熙元变法》,在抚州的学术界和文坛引起轰动,好评如潮。抚州真不愧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地,是作家的摇篮、是人才的渊薮,英才辈出、各领风骚,有厚望焉!

宋友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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