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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黄金一代”是怎样炼成的?
评论家朱伟的新著《重读八十年代》在文学圈“刷屏”

发布时间:2018-08-03 07:58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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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聊文学的时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电影录像带、看世界杯转播的时代……”这些天,《三联生活周刊》前主编朱伟写的这段话,伴随着他新近出版的《重读八十年代》,在文学圈屡屡“刷屏”。

在《重读八十年代》中,朱伟系统重读和点评了十位活跃在文坛的作家的经典。在他的记录中,作家们“成名前”的写作风格和之后创作轨迹的变化,文学期刊打破以往条框、力推新人的“编辑部故事”,都得以一一浮现。有人说,这是一部“一个人的八十年代文学史”,对当年的作家作品有着一份“亲历者”的体察。而改革开放给文学界带来的思想、创作风潮的变化,也在他的记录中留下了清晰的轨迹。朱伟的“重读”,也是对改革开放40周年在文学领域的一次有意义的回望。

莫言的成名作是被“逼”出来的,余华最初学的是川端康成

今天我们回顾1980年代,会惊叹于莫言、余华、苏童等一大批年轻作家的横空出世。但倘若真正将时间拨回当初,许多作家的出场,并没有那么石破天惊。今天在文坛占据中坚地位的很多作家,早期作品的风格颇有些令人意外。而他们创作转变的契机和轨迹,都在朱伟的这部书中留下了有趣而鲜活的印记。

书中写到,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其实是“逼”出来的。当年,莫言入选为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第一届学员,同学中最出名的是《高山下的花环》的作者李存葆。开学后,班上专门开会讨论李存葆的新作,在一片赞扬声中,唯有莫言坦率地唱了反调,而且言语中毫不客气。这个出言不逊的毛头小子,自然引来了众人的不满:只会说别人,自己又能写出什么呢?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下,莫言一口气写出了《透明的红萝卜》,他要用一部作品来“争一种东西”。

在此之前,莫言只发表过四五个短篇小说,处女作《春夜雨霏霏》写的是一位“军嫂”向守岛部队的丈夫表达思念之情。用朱伟的话说:“如果只看他刚开始的短篇,会觉得很稚嫩,觉得他完全不可能成功。”但《透明的红萝卜》1985年发表在《中国作家》上,“真有一下子耀亮文坛的感觉”。朱伟正是因为这部作品,认准了莫言。在他看来,“还没有人能将意象表达出这样一种凹凸感夸张的油画般的感觉”。在那以后,他骑着自行车一次次赶往魏公村军艺的宿舍找莫言,之后《爆炸》《红高粱》都是经他之手,在《人民文学》上发表。

余华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余华最初在《北京文学》上发表的小说《星星》,写的是一个不合群的男孩在成长过程中的孤独和忧伤,这篇文章在朱伟看来“矫情稚嫩”,是一则叙述直白的“习作”。后来与余华聊天时,他告诉朱伟,自己最初深受川端康成的影响,因为《伊豆的舞女》而开始创作,所以走的也是细腻敏感的路子。但在朱伟看来,余华不是一个感觉特别细腻的作家,如果顺着川端康成的路子写,可能一辈子都出不来。直到1986年,读到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后,他才如同醍醐灌顶,明白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这才有了1987年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余华脱胎换骨,一跃成为最耀眼的新生代作家之一。

从这些“蜕变”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到,思想的解放和活跃,海外文学的大量引进和传播,对于作家们产生的深刻影响。可以说,正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这些改变,造就了八十年代的文学“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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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齐放的文学高峰,编辑是幕后英雄

陈村对于《重读八十年代》有这样的“概括”:“这本书阐述的是作家们如何凭那种被认为很不入流的写法爬上文坛,编辑处心积虑将作品给鼓捣上版面。”虽是戏谑,却也道出了重要的事实——当年,许多先锋的作品并不受到广泛认可,倘若没有编辑敏锐的发现力,和力排众议、打破常规在期刊上推出的勇气,文学的走向或许会有很大不同。可以说,80年代的文学高峰,与文学期刊、文学编辑们在幕后的推动密不可分。

余华对朱伟有这样的评价:“在那个时代,他对小说的理解是超前和深入的,他敏锐地发现了一部又一部当时离经叛道现在已成典范的小说。”1985年,朱伟拿到了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这篇大胆的现代派小说让他读后直感到热血偾张。但有人跟他说:“这稿子,你们《人民文学》肯定发不了。”之前,《人民文学》主要发表的都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成名的作家作品,偶有青年作家上头条,作品也是平稳的现实主义基调。为了力推《你别无选择》,朱伟写了满满一页的稿签。没想到的是,当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王蒙大力支持,激情澎湃地说,应该突破以往的条条框框,而“青春的锐气,活泼的生命,正是我们的向往”!1985年的第三期《人民文学》将刘索拉的这部处女作用作了头条,之后又相继推出了阿城、莫言、马原等作家的作品,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可以说,《你别无选择》的推出,在1980年代的文坛是一个标杆性的事件,它启示了后来一系列作家的探索和创新。

举办笔会、创作班,也是各刊物培养作家的重要途径。1982年,朱伟还在《中国青年》当编辑,参与了期刊在桂林办的培训班,“其实就是把人圈起来写稿子”。他的任务,就是每天和作家沟通创意,给出建议,监督他们创作。陈村就是当年培训班中的一个,而且是最不羁的一个,他曾屡次与人密谋去外地游玩,都被朱伟断然阻止。也难怪陈村后来半调侃半认真地说,这种放着好山好水不尽兴地玩,关在房间里写小说的培训班,之后再也不会参加,“不上当了”。不仅如此,陈村一开始交了一篇应付的文章,但朱伟认为他完全没有“用力”,“毙”了以后继续催逼。正是在这样的“逼迫”之下,陈村写出了《花狗子嘎利》,后来更名为《蓝旗》,荣获了多个文学奖项。回过头来,陈村对这个“狠心”的监工是服气的:“朱伟被我们认定是最厉害的文学编辑,是我们的编辑,自己人。”

如今,很多作家回忆朱伟,印象最深刻的便是他那辆绿色的凤凰牌自行车。1980年代,他便是骑着这样一辆车,从一个作家家里,去到另一个作家家里,从相识到相知。正是这辆自行车,串起了他个人的文学履迹,也串起了一张1980年代的文学地图。它更诠释了一名文学编辑优秀的理由。

今天,我们回望那段辉煌的文学史,在关注那些星光熠熠的作家作品的同时,重新关注那些为文学浪潮推波助澜的“幕后英雄”,关注作品的生产、刊发和传播,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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